过去，街头卖艺的人一开场总有这么几句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伙捧场，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的确，不论是卖艺、演戏、开会、活动，只要是公众活动，都需要有人捧场，如果没人捧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或被人砸场子，那都是失败。文化人虽自奉高雅，与众不同，同样也需要有人捧场，以壮声势，以扩影响。
康梁一起变法，曾亲如兄弟，但康梁的性情又差别很大，康有为多少有些趋炎附势，喜欢到处捧场，梁启超则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军阀吴佩孚过五十大寿，给康梁都发了请帖，梁启超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拒不捧场；康有为不仅亲往捧场祝寿，而且绞尽脑汁，送上贺联：“百岁功名才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极尽吹捧之能事。虽得了吴佩孚的欢心，被敬为座上嘉宾，却为时人轻之，梁启超也羞于与康为伍。
梁启超的不捧场，还表现在他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的那一番“不近人情”的讲话中。人家敬他是名人泰斗，请他主持婚礼，本想借他的盛名以振声威，没想到他劈头盖脸竟是这样一番教训：“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一语既出，满座皆惊，这哪里是来捧场，分明是来砸场子的嘛。
胡适虽没梁启超脾气大，但也是个有原则的人，决不轻易给人捧场。学者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找到老同学胡适，希望他能帮忙说几句好话。胡适读完，认为写得太差劲，根本没有出版的必要。但后来，《白话诗研究集》还是出版了。谢又来找胡适，请他在报纸上介绍一下这本书，胡适再次拒绝了。没办法，谢楚桢自己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并拉来沈兼士等名人，写了一大堆动听的话。胡适对此很不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生平对于社会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社会既肯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因此更尊重社会的信任，绝不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笺、替无赖少年作辩护。”
初唐诗人王勃的不捧场，更是传为佳话。滕王阁修好了，要找高人写序纪念，这可是个出名的好机会。当地最高长官阎都督要给自己女婿长脸，把此机会留给了自家姑爷，大家也都是来捧场的。会场热热闹闹，人声鼎沸，就等着阎家东床出来献艺作秀，偏是心高气傲的王勃不捧场，凭着满腹才华，奋笔疾书，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试想，如果王勃也随大流一起捧场，只喝闷酒，不发异见，我们岂不是会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失之交臂吗？
捧场是人之常情，不捧场才见人之真性情；捧场捧出一团和气，不捧场才能出真知灼见；到处捧场者是烂好人，不随意捧场者，有所不为，方为世间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