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四下学期，我们基本就没课了，大家同心协力且专心致志地开始玩了。要毕业了嘛，毕业就不能这么玩了；要分别了嘛，分别前总要好好玩一玩的。
我被分配了一个任务，给毕业晚会写一个小品。我赶紧把老王等几个要好的朋友拉来，形成创作小组。要搞创作，当然要开会讨论；要开会讨论，当然要出去吃饭；吃饭嘛，当然要喝酒。就这样的，不知喝了多少啤酒，小品长什么模样，反正我是没见过。后来有一次我终于急了，举着杯子指指点点：从明天开始，你，第一稿；你，第二稿；你，第三稿；最后，我审稿。我话没说完，老王同学就一巴掌打在我肩膀上：你，一个人去搞！
我喜欢和老王同学混就是因为她说话最刻薄。比如，她讽刺我长得黑，说你晚上千万别出门，要不然会和夜色融为一体。我放声大笑，她又说，笑也不行，夜色中只看到一排白牙飘动。
别看那时总是聚众喝酒，其实，我觉得酒挺难喝的，啤酒寡淡，白酒辛辣，有啥好喝的？可我很虚伪，一直装出爱喝的样子。因为我喜欢的，是聚众喝酒的气氛，以及微醺之后言不成句的愉悦。我怀疑其他人也像我一样，只是把喝酒当作厮混的幌子而已。
老赵同学除外。老赵同学是真心爱喝酒，而且她爱喝的，是白酒，喝时表情珍惜，抿嘴品味良久，仿佛心事重重。她说，看不惯电视剧里那些大碗喝酒的人，动不动把酒杯酒碗往桌面上一推，酒能洒出来一大堆，喝的时候动不动又从嘴角漏出一些，这些人实在是不心疼酒。她很生气地用手指敲着桌面：第一，酒好喝啊，第二，酒贵啊。就这么浪费？
黄一苇同学没老赵那么爱酒，但她喜欢喝点小酒之后写诗。就像《围城》中的董斜川，大家一桌子混乱，她埋头在那里奋笔疾书，问她，您在干啥？她严肃端庄地说，我在写诗。我们就只好像赵辛楣那样释然地屏息期待了。写了之后让我们传阅，还问写得如何。我们能怎么说呢？能说不好吗？谁敢惹一个喝多的人呢？
有些人喝多了会打电话找某个人诉说衷肠，有的人喝多了会鼓起勇气吐露心声，最可怜的是那些喝多了也没有什么心事要訴说的人。比如我。这个时候觉得人生没有一点爱恨情仇，真是不配喝酒。虽说世界上有“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文化传统，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强说愁，迟早有一天会笑场的。
但是也渐渐知道，爱情并不是青春的标配。在最好的年纪，也未必就能遇上最适合你的人，在最能说情话的年纪，可能说的都是无主的情话。这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好时光未必需要对手戏。纵情欢笑，未必需要有多么复杂的情愫，那些没心没肺的友谊，有情有义的兄弟，未必不如卿卿我我的爱情更值得珍惜。
天光迟迟不去，夏日漫长的黄昏。走回宿舍的时候，突然抬头看看那个住了四年的宿舍窗口。衣物招展，一切无情。那段时日，因为临近毕业而频密地醉饮、夜聊、狂歌和欢笑，数天后将结束，而数天后，将与这一切彻底告别这个饭堂，这栋宿舍，这些拿着西瓜或者鲜花的人……难言的恐慌和空虚，不知从何说起。谁能在22岁的年纪领悟到告别的真意呢？
很多人在告别的时候哭了。毕业告别这件事，现在的学生与当时的我们，可能感受不同。现在信息化使天涯真的若比邻了，告别没那么可怕，人生永远在线上。但在当时，却有一种永远不再的凄凉。
也许在那场盛大的告别里，我们隐约意识到，这意味着我们将落到社会的大嘴里，任它咀嚼；毕业后，我们再也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矫情了。伍迪·艾伦在他给毕业生的致辞里这样说：“以我们的衬衫大小和腰围，我们怎样才能在这个有限的世界找到意义呢？”探寻意义是那些衬衫大小和腰围仍很完美的毕业生可以做的事，然而，没有例外的，他们有一天变成这样的人：“总结来说，未来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陷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躲避陷阱，在六点钟前回家。”
从彻夜笙歌的人到成为在六点钟前回家的人，从毫无目的的畅饮到珍惜每一份精力，规避每一份危险，绝不付出一分不必要的热情，这些都是今天的我，怀念毕业季的原因。
青春就像一场宿醉，醒来的时间，很长很长。很多年之后，醉意消失，再想到故人，想到那年盛夏，走在东九楼下的，拿着鲜花或者西瓜的亲爱的故人，心里犹觉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