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公司生意明显复苏，因为加班越加频繁了。
尤其周末，谁都不想加班。好在部门人多，主管又民主，总是耐心地一个个问谁愿意多挣钱。
不小心被问到了，我匆忙间随口撒谎道：“哎，这个周末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呢。”
好脾气的主管听了终于忍不住数落：“你是贾君鹏啊？”
什么风最可怕
一天，丽莎与她的小伙伴尼娜谈起了风的厉害。
丽莎说：“台风真可怕啊！我家的栅栏全都给刮倒了。”
“破伤风才可怕呢。”小尼娜不无恐惧地说，“我隔壁的库柏爷爷都被送往医院抢救去了！”
我国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前100。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北京大学排在第192位，清华大学排在第196位。排名前10位的除了日本的东京大学之外，其余9所全部来自美国。
如果提“拍奥斯卡级影片”的口号，肯定会有很多电影人不屑一顾；但提“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怕是没有几个大学不趋之若鹜的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爱情高调地谈了很久，弄得国人都误以为快和“世界一流”领结婚证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大学排行榜”几乎成了“口水榜”，往往是为了争个“国内一流”而喋喋不休。奇怪的是，当各种“国际大学排名”把我们挤在“一流”的身后（甚至连港台大学都骄傲地自称“跻身前列”）的时候，我们那些众声喧哗的“一流大学”不约而同地集体沉默了。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绣球为什么不抛给我们？它们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呢？
它们肯定不在忙着盖大楼。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等等，我们还真说不上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究竟在干什么，但有一点，它们的校舍校门看起来一律地似乎年久失修，比不上我们的气派豪华、动辄百万的出手阔绰，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博士有一段十分尖刻但并非离谱的话：“中国大学是食堂比图书馆和实验室好中国大学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国外大学的食堂相比，办得还是挺不错的。”关于大学和牌坊的关系，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而我们的大学，既然出不了大师，似乎也只能转而求其次，寻求大楼之大、电梯之大、面积之大了。
它们肯定也不在抄袭论文或者创收。当年“王铭铭剽窃事件”震惊全国，后来又有法学院长朱苏力招生舞弊事件、“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周春生事件等等。世界上怕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会有如此之多的剽窃、舞弊，世界上更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在被揭出了这么多的学术失范后依然话语暧昧。至于人家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发现有一个副教授伪造实验数据，就把他给开除了，在我们的学界怕是可以算“正常误差”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比较死脑筋，没几家会像我们般聪明地与都市显学攀亲，譬如上“北京大学完美女性高级研修班”，最后还发给你钢印毕业证呢；譬如大学的招牌争着当“驰名商标”的，都较着劲儿比谁兑换货币的能力强呢。
它们肯定也不在锻炼哭穷的本领。中国大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天平是明晃晃倾斜的，这点本身也不算太奇怪，奇怪的是很多重点大学在招生谈硬件的时候似乎永远国际领先，但一到向财政伸手的时候又似乎比非洲水平还低，这个悖论已然被一个我们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归谬了：在中国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百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人才辈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五四”前后，一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偏那都是些国难当头、最为穷苦的时期。就在剑桥大学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大学实验室：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考克拉夫特和沃尔顿发明了静电加速器，布拉开特观测到核反应……是学术大师，而不是美元，让它成了世界物理学的圣地。
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对伦敦狂轰滥炸，惟独没有践踏牛津与剑桥，盟军在轰炸德国时，同样避开了德国的大学城海德堡。这就是大学的力量。它们从不急于物质化地言说，但它们借由世界的口碑把其强势影响力渗透到人类的进程里。有人戏谑地称“北京飞离最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日本东京大约4小时，所以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约4小时机程”。看看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干什么，再看看我们的一流大学都在忙什么这中间才是我们真实的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