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换句话说，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是文盲，缠过小脚，后来中途不缠了，于是她的脚半大不小，当时被称为改良脚。
富家女母亲却下嫁了穷后生，即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也识字不多，兼种地。但与只会干农活的乡里人比，他显得优越而能干，乡里人都称他先生。听母亲说，是我的外公，即她的父亲作主选定的女婿。我不知道外公，但外公抱过童年的我，说我的耳朵大，将来有出息。外公选穷女婿，看来他是一位开明人士，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舅舅，各分了大量田产，一个抽大烟，一个做生意，后来都破落了。
我对母亲的最早记忆是吃她的奶，我是长子，她特别偏爱，亲自喂奶喂到四岁多。以后她连续生孩子，自己没有了奶，只能找奶妈。我是她惟一自己喂奶的儿子，所以特别宠爱，宠爱而至偏爱，在弟妹群中我地位突出，但她毫不在乎弟妹们的不满或邻里的批评。她固执，一向自以为是，从不掩饰她自己的好恶，而且标榜自己的好恶。
母亲性子急，事事要求称心如意，因此常常挑剔父亲，发脾气。父亲特别节省，买布料什物总是刚刚够数，绝不富余。母亲便骂他穷鬼，父亲说幸好她不识字，如识了字便了不得。但他们从来没动手打架，相安度日。我幼小的时候，父亲到江苏无锡玉祁乡镇小学教书，只寒暑假回来，母亲独自操持家务。那时她30来岁吧，现在想起来，她的青春是在寂寞中流逝了的，但没有一点绯闻。绯闻，在农村也时有所闻。母亲以她大家闺秀的出身对绯闻极鄙视。父亲刻苦诚实，更淡不上拈花惹草。父母是一对诚信的苦夫妻，但没有显示爱情，他们志同道合为一群儿女作牛马。大约四五十岁吧，他们就不在一个房睡觉了，他们没有品尝过亚当夏娃的人生，他们像是月下老人试放的两只风筝。
上帝给女人的惩罚集中到母亲一身：怀孕。她生过9个孩子，用土法打过两次胎，她的健康就这样被摧毁了。她长年卧病，不断服汤药。因为母亲的病，父亲便不再去无锡教书，他在家围起母亲的围裙洗菜、做饭、喂猪。当门外来人有事高叫“吴先生！”时，他急促解下围裙以“先生”的身份出门见客。
从高小开始我便在校寄宿，假日回家，母亲便要亲自起来给我做好吃的，倒好像忘了她的病。有一次她到镇上看病，特意买了蛋糕送到我学校，不巧我们全班出外远足（旅游）了，她不放心交给收发室，带回家等我回家吃。初中到无锡上学，学期末了才能回家，她把炒熟的糯米粉装在大布口袋里，教我每次冲开水加糖当点心吃。那时我正青春发育，经常感到饥饿。
父亲说他的脑袋一碰上枕头便立刻入睡，但母亲经常失眠。她诉说失眠之苦，我们全家都不体会。她头痛，总在太阳穴贴着黑色圆形的膏药，很难看。虽这模样了，她洗衣服时仍要求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因离河岸近，洗任何小物件她都要到河里漂得清清爽爽。家家安顿一个水缸，到河里担水倒入水缸作为家里生活用水。暑假回家，我看父亲太苦，便偷着替他到河里担水，母亲见了大叫：“啊哟哟！快放下扁担，别让人笑话！”我说没关系，但她哭了，我只好放下扁担。
巨大的灾害降临到母亲头上。日军侵华，抗战开始。日军的刺刀并没有吓晕母亲，致命的，是她失去了儿子。我随杭州艺专内迁，经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至重庆。家乡沦陷，从此断了音讯。母亲急坏了，她认为我必死无疑。她曾几次要投河、上吊，儿子已死，她不活了。别人劝，无效，后来有人说，如冠中日后回来，你已死，将急死冠中。这一简朴的道理，解开了农村妇女一个扣死的情结。她于是苦等，不再寻死。她完全会像王宝钏那样守18年寒窑,她等了十年。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带回了未婚妻,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欢欣。
接着,教育部公赞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了,真是天大的喜讯。父亲将发榜的报纸每天带在身上,遇见识字的人便拿出来夸耀。母亲说,这是靠她陆家（她名叫陆培芽）的福分,凭父亲那穷鬼家族,绝生不出这样有出息的儿子来。我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留学生出国前讲习会,期间,父亲和母亲特意到南京看我,他们风光了。那时我正闹胃病,兴高采烈的母亲见到我脸色发黄,便大惊失色：全南京城里没有这么黄的脸色！她几乎哭了,叫我买白金（麦精）、鱼肝油吃,当时正流行鱼肝油,她也居然听说了。
山盟海誓的爱情,我于临出国前几个月结了婚。妻怀孕了,我漂洋过海,妻便住到我的老家。她是母亲眼中的公主,说这个媳妇真美丽,到任何场合都比不掉了（意思是总是第一）。母亲不让妻下厨作羹汤,小姑们对她十分亲热,不称嫂子,称琴姐（朱碧琴）。不远的镇上医院有妇产科,但母亲果断要陪妻赶去常州县医院分娩。因这样,坐轮船多次来回折腾,胎位移动不正了,结果分娩时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这时父亲才敢怨母亲的主观武断。小孙子的出生令母亲自得忘形。
她说果然是个男孩,如是丫头,赶到常州去生个丫头,太丢面子,会被全村笑话。她尤其高兴的是孩子同我出生时一模一样。
三年,粗茶淡饭的三年,兵荒马乱的三年（解放战役）,但对母亲却是最幸福的三年。她日日守着专宠的儿媳和掌上明珠的孙子。别人背后说她对待儿孙太偏心,她是满不在乎的,只感到家里太穷,对不住湖南来的媳妇。她平时爱与人聊天,嗓门越说越高,自己不能控制,她同父亲吵架也是她的嗓门压过父亲的,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妻看得明明白白,她对全家人很谦让,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
希望有一日,我能归来。
我回来了,和妻儿定居北京,生活条件并不好,工作中更多苦恼,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陪她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她回乡后对人讲北京时,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了。她住不惯北京,黄沙弥漫。大杂院里用水不便,无法洗澡,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她看不下去,决定回到僻静的老家。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她曾第二次来过北京,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回故乡找奶妈,皇帝的家已看过,她不留恋北京。
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我们几乎失落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儿不嫌娘丑,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是丑,在娘的怀里,看不清娘的面目。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人人夸奖,但晚年白内障几近失明,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令人担心。我的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使她重见天地,延续了生命。父亲早已逝世,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祥林嫂,而她的未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