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把胡琴。准确地说，四弦琴，东部蒙古地带较流行的那种。大号四弦琴是民间艺人说唱蒙古书“乌力格尔”用的。父亲拥有的也是大号，他拉着它有时说“乌力格尔”，有时说唱蒙古民歌。
记得小时，天黑后屋里点着小油灯，外边刮着风沙，父亲就靠炕上被摞坐着，缓缓吟唱哀婉的民歌。如《嘎达梅林》、《陶格陶》、《努恩吉雅》等。唱着唱着，他的眼角或妈妈的眼角，都挂出些许泪水来。说来奇怪，蒙古民歌，尤其流行广泛的蒙古民歌，以曲调忧伤哀婉和叙事悲悯惆怅的为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近年来听科尔沁、鄂尔多斯的民歌，那种如泣如诉的吟唱，这种感觉尤甚。后来悟出些道理，这跟草地有关。近一百多年来，蒙古草原开荒开垦后沙化严重，大多草原沦为荒漠沙地，属科尔沁和鄂尔多斯严重，失去牧场草原的牧民们流离失所，生活困顿，无所依托，惟有通过一首首伤感的民歌来抒发胸臆。
那时父亲常被邻村邻旗的人请去吟唱或说书，每每我也跟随去，替父亲背胡琴或酒壶。他们笑称我是父亲的“苏勒”小尾巴。走在一条漫漫的沙路上，父亲说这就是当年有名的“嘎达梅林小路”，原来是一条密林小路，如今成了荒漠沙路。当年嘎达梅林是为了反对科尔沁草原的达尔罕王爷出卖草原招垦开荒而起义造反。那时蒙古草原上的王爷们都在北京或奉天（沈阳）有豪宅府邸，常年在那里吸大烟吃喝玩乐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开销很大，光靠卖牛羊是不够的，于是在奸商或军阀唆使下出卖草原，招垦开荒。然而草原植被也就半尺一尺厚，下边全是沙质土，一经开垦没几年就沙化。那会儿把招垦开荒叫“出荒”，科尔沁草原共出了大小十一次荒，设了梨树-康平-辽源-法库等六个县，于是百多年后的今天就成了科尔沁沙地。父亲年轻时曾被征去当过几年“伪满洲国”骑兵，说他的团长当年跟随嘎达梅林打过仗。父亲随军队走遍科尔沁和呼伦贝尔草原，对日益沙化的草原有了更多了解，他的拉胡琴说唱也是那会儿从老团长那里学来的。
父亲40多岁时成了家乡一位颇有名气的“胡尔其”说书艺人。那时我已经外出读书了，有一年春节回家，村人给我讲了一段这样的事。一次父亲到外村说唱回来时在沙漠里迷了路，在沙坨顶被一群饿狼围住无法脱身，索性就坐在坨顶拉胡琴唱起了民歌。他一首一首地唱着，那些流传蒙古草原千百年的哀婉忧伤悲凉凄楚的蒙古民歌，一刻不停地从父亲嘴里如水般流淌，回荡在夜的沙漠。从傍晚唱到天亮，围困他的几只狼都趴在沙坨根，当太阳升起时狼们个个神情沮丧萎顿，伸着懒腰，然后悄然消失在沙漠中。
60年代父亲被旗里授予“民间艺人”证书，还被请到库伦和通辽市说书馆说唱多日，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正因此缘故在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蹲了牛棚，还说他是“内人党”遭了一场折磨。父亲后来经历了一次刺激后，彻底放下了他的胡琴。那是80年代后期，春节村里组织拜年晚上请父亲说唱民歌。开始满屋子人，可父亲开唱没多久，人稀稀拉拉都走光了。说是隔壁放武打录像带，还有舞场麻将局。最后屋里只剩下一位孤老人桑吉奶奶。父亲一边收着胡琴，对桑吉奶奶说，到我家去吧，我给你一人唱一夜。那一夜桑吉奶奶喝着热茶吃着瓜果一人听父亲说唱，一双老眼哭肿了老高。
从此，就是天皇老子请，父亲也不再拉胡琴说唱了。说“金盆洗手”高抬了父亲，可确实就此放下了跟随他一辈子的那把胡琴。
父亲过世后有一年回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那把胡琴，问我弟弟，说放在仓房里，可仓房里没有。母亲说，问你妹夫吧。妹夫曾跟我父亲学拉胡琴。妹夫开始翻箱倒柜，最后一拍脑门，说放在牲口草料房了。我说去拿来吧。妹夫挠头不语，苦笑。妹妹从旁插言，现在没法拿了，里边堆满了草料。我过去一看，果然，两间草料房从底到顶棚堆满了新切割的寸短苞米秸子草料，一直堵到门口，父亲的胡琴挂在里边的墙上。妹夫说等开春后空出草料房就能拿出胡琴了。也就是说，他家两头牛一头驴何时吃完这些草料，我才能见到父亲的那把珍贵的遗物四弦琴了。
我的心气得颤抖。冷冷地对妹夫说，我明早离开，这次我肯定带走父亲的胡琴，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早晨，我正饮告别酒时，妹夫出现了。他头脸和身上沾满草屑尘土，袖子也挂破了，手里拎着那把父亲的胡琴。少了一只琴耳，三色飘带脏黑不堪，四根弦断了三根，尽管这样，我一见父亲旧物便泪如涌泉。
如今，父亲的胡琴挂在我北京的书房墙上。擦去尘土，配饰一新，又恢复了往日的古色古香，尽管显得过时，可在我书房里它是最重要最压轴的一景。每当春季，草原沙尘暴来叩打门窗时，我似乎听见墙上的那把古色胡琴在鸣响，彷佛听见父亲在吟唱那哀婉绵绵的无尽民歌。此时，我就抬起湿润的双眼，遥望天际那正日益沙化的蒙古草原，发一声无奈的叹气。
哦，父亲的胡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