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上一片枯萎的黄叶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随后春天的来临,并没有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母亲的愿望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毛毛钱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母亲疯了似的。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件事,也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怀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棵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脸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沿。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穿过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母亲没有陪伴我走完少年的时光,就急匆匆地一个人踏上了那条不归的旅程。有时候,我总是默默地想,如果母亲在,家会是别一番景象。但,那是怎样的景象,我又想像不出来。即使想了很多,即使梦了很多,都是徒劳,只是增加一份无奈的牵念。关于母亲的往事很多,独拿出这一件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清明节,在母亲坟旁,遍插柳枝,为母亲的坟培上新土,我还不会忘记折一顶纸帽,放在祭品边侧。我知道,母亲会在天堂惦念着儿女,她看到帽子,就收到了儿女们的来信,她就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默默为儿女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