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他之前，她以为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爱上一个人。她的丈夫因为不堪忍受长期分居的生活，提出离婚，抛下苦心经营的家和他们的女儿。
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不愿意低头，哀求丈夫留下，但又止不住内心的疼痛。
坐在单位的楼梯上，她哭了很久。男人是多么自私和绝情的动物，说断情就断情，他们青梅竹马十多年，加上几年的夫妻情分，终究抵不过几年的离别。
他也是被感情抛弃的伤心人。在那特殊的十年中，他和妻子双双受到批判和审查，面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他的妻子选择跳楼自杀，把困境和三个女儿留给了他。
当时，他是有名的诗人，她读大学时，读过他写的诗，他的爱情诗热情澎湃，她为之迷醉。彼时，他们身处不同的阵营。
他是她青春时期的偶像，能写一手浪漫唯美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叛徒呢？她一遍遍翻看他的审查材料。妻子的死给他很大的打击，他脸上深切的痛苦她看在眼里，感同身受，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疼惜，但是，她什么也做不了。
后来，上海作协所有人员下乡劳动，他们一个养猪一个种菜，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小头目，劳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劳动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聊诗歌、聊文学，生活仿佛又回到从前的好时光。
坐在长堤上，他给她念诗，他的声音一句句地敲打在她的心坎上，她忍不住内心的激荡，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里。他像大海一样将她拥在怀中，她闭着眼睛享受他的爱抚和温情，整个世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存在。
两个受尽感情折磨的人，勇敢地走到一起，他们爱得执着而热烈，忘了形势，忘了身份。他们想要光明正大地结婚，想要一个温暖的家，于是，他们向组织递交结婚申请。
申请迟迟没有得到批准，两人都有些惴惴不安，但还是相互安慰对方。就在他们商量休假回城、准备婚礼时，他被领导安排留下值班，她则接到一纸调令，即将被调往吉林。
他站出来据理力争，表明他对她的爱绝不动摇。一个文艺黑分子公然反抗，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他成了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
迎接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审查，他和她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为了保护她不被自己拖累，他主动提出中止恋爱，但是，保留两人的关系。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断就断得干干净净。
看着她委屈的样子，他心如刀绞，失声痛哭。她情绪崩溃，和他跪在一起，说：“我不值得你爱，我们还是分手吧。”她痛苦地做出决定，再苦恋下去，不是他疯就是她精神失常。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个会场上，他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住满眼的泪水，分手是自己提出的，怨不得他的无情和冷淡。
散会后，她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快到他家了，她才停住脚步往回走，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他打发小女儿住到同学家，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封住门窗，打开煤气，铺了一块毯子在地上，又喝了一些酒，一脸平静地躺下来，就像一个没有任何心事的人，准备好好睡一觉。
他的遗书，只有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爱情没有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没有了，他的生命之火随之熄灭。
他死了，把她的心也带走了，活下来的是她的躯体和一颗忏悔的心。每天，她忘我地写作，一个月就能完成一部长篇。他离去后，她写了一批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她将所有的思念、疼痛、反思和感悟，写进文字里，希望天堂里的他能够看到，能够原谅她。
她开始大量抽烟，改吃素食，瘦得像纸片人，她觉得唯有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她说：“有一种东西比死亡更冷。”一句话，道出心中无尽的苍凉。
她是女作家戴厚英，他是为爱执著的甘肃诗人闻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