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也”，刚狠下心来回到二三线城市、回到老家的年轻人，又卷起铺盖逃回北上广，真验证了“人生处处是围城”的论断。当初，为何逃离北上广？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钱不够花。现在，为何逃离二三线城市、逃回北上广？是不想迷失、平庸和固化。这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这一代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逃回”镜头一：
回到老家，陷入了人情网
2009年，带着对大城市的向往，许珂从河南来到北京，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漂族。
当时许珂在一家国企做计算机管理员，属于基层职位，没有编制和户口，“我一个月工资2800多元，交了房租，就只剩下生活费了，所以我基本上不攒钱，也攒不下来”。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许珂仍然坚持了一年多。
然而，2011年年初，许珂又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逃离北京。导致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是父母觉得他已经26岁了，却依然“漂着”，这让他们很忧心。他们在家乡通过关系给儿子找了份工作，是一家比较好的国企，有编制。父母甚至说，只要回家，就给买房子。许珂说：“北京当时新出台的政策也成了‘逼’走我的原因，新政策规定，纳税不够五年的非北京户口的外地人不能买车、买房。”
回去之后的生活确实安稳而清闲，但这似乎并不能将许珂的心留在家里。“我觉得毫无激情的生活状态很可怕，我很可能就这样懒下去，毫无追求；进单位之后，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情网，好多东西都不公开、不透明，在这里，你若是想要单凭能力向上爬是很难的；家乡的生活也很不便利，晚上七八点就没公交车了，休闲娱乐方面的选择也不多；关键是我的朋友圈主要还是在北京，在这边志同道合的人很少，能聊到一起的话题更少。”
当被问到他以后会不会再逃出北京时，他说：“经历了这么多，才开始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我公平机会的天地，一个让我能开阔视野的地方，明确了目标，我就会一直追求下去，会在北京长长久久地扎下根来。”
“逃回”镜头二：
回到原点，感觉没面子
刘小海上大学时学的是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到北京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了朝阳区一家电话局做客服。“当时的工资加上加班费一共有两千元多一点，住在物业闲置的一个地下室房间。”“虽然省下了房租，但北京的消费太高，省着花，每个月也只能剩下两三百块钱。”
2007年年底，刘小海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感情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钱，很多正常恋人之间应该有的浪漫，我都没有给她，没有玫瑰，甚至有时没钱看电影。”
为了改变现状，刘小海在2009年的时候辞了在电话局的工作，改去做房地产销售。但是从2009年起，由于国家关于房地产的各种调控政策纷纷出台，市场变得很低迷。2009年年底，刘小海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他在火车站跟女朋友提出了分手。
回到家乡的刘小海遇到了各种困扰。离开家到北京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但两年后却又回到了原点，总感觉特别没面子；走在路上遇到熟人，他们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家并不一定就代表找到了避风港，很多在北京遇到的问题，回到家乡也一样得面对，比如工资问题，比如买房问题，比如交通问题。
今年年初，刘小海下定决心再一次来到北京，两次北漂的心态迥然：“同样想着第一次来北京时在火车上想的东西，但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我相信这次是一次更成熟、更理性的选择。”
“逃回”镜头三：
在别的地方成长太慢
北上广以外的城市发展机会比较多。似乎很多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然而，真正到其他城市工作过生活过的人，却不是都认同这样的判断。
2007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张强离开了上海，前往重庆的一家银行工作。张强回忆起当初“逃离”上海的那段经历：“我记得当时重庆那边的银行行长专门来上海宣讲，去重庆往返的机票和食宿他们都包了。而且我也觉得重庆竞争压力、物价和生活压力都相对小很多。”
张强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了重庆，然而预期却跟现实存在落差。“在我进入那个门以后，就感觉到，其实相比于东部地区，在这里资源会比较少，因此自身的成长会慢一些。”他说。
2008年，张强辞去在银行的工作，辗转回了上海，如今在上海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做房地产投资。“相比而言，上海是一个更大的平台，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机遇无处不在，资源也更为丰富，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我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他还表示，上海有很多朋友和同学，会很有归属感，而且有利于人脉资源的拓展。
“我不会再离开上海了！”在张强看来，30岁是一个人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年龄段和分界点，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他充满感慨，“一个人在毕业后应该确定一个城市和一个行业，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人脉资源积累和长远发展”。
“逃回”镜头四：
只有这里才能实现梦想
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上广？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答案，有那么一类人，之所以选择北上广，是他们选择的事业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
刚回到广西老家时，赵明飞（化名）遇到了很多的不理解：“当时我爸爸妈妈特别担心，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在赵明飞心里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也更坚定了他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找了一份餐厅经理的工作，可只过了半年时间，赵明飞就决定辞掉这份工作。
赵明飞这样评价在家乡的那段生活：“节奏太慢，人会变得懒散没有斗志，环境影响命运，我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于是他带着当一名导演的梦想再次回到了北京。
“我是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杀回北京。”赵明飞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他痴迷于演艺事业，并把自己的追求和方向都放在这上面。在北京的这些年，他当过演员，做过同期声录音师，做过剪辑师、导演助理，这些经历和经验都在逐渐成就他的导演梦。在他眼里，“全国也只有北京才会有这个成熟的大舞台等着各种有志之人来发展”。他希望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再次成长、更加成熟。
专家解读：
从“逃离”到“逃回”，
折射出诸多社会问题
针对“逃回北上广”这一现象，北京社会学研究者毕然认为，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规范的人口学研究或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社会调查，所以是不是构成一种普遍的人口流动趋势不太好进行总体性的判断。
从“逃离”到“逃回”，反映出当前我国资源分布结构的一些特点，比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资源和机会背后的分配规则：一方面，以往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形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职业与工作地点的选择，市场已经成为塑造人们生活机会结构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存在资本与权力结合、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政府垄断土地客观上抬高了房价，导致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年轻人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得不“逃离”。同时裙带主义泛滥，“拼爹”游戏盛行，挤占了普通阶层的发展空间。地方资源有限，关系网络更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城市各类资源和机会集中，开放性也高一些，竞争环境也相对公平些。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年轻人又“逃回”大城市。当然，他们还需要再次面对大城市中的生活压力。
不管是“逃离”还是“逃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在逼仄的机会空间下的艰难选择。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更令人无奈，更能反映人们生活机会空间所遭受的压力，体现出目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下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职业获得缺乏公正性、社会流动封闭化的趋势。如何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扩大人们的生活机会空间，为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提供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