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说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却说他是一只獾。
站在今人的角度，这些自然只是笑谈，不过这笑谈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时人“不是笑谈”的心理。明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说：王安石变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国寺墙壁发现了一首诗：“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拓条。阿侬去家京洛遥，警心寇盗来攻剽。”
苏东坡说，这是一首含籖诗：首一句，终岁，即十二月，为“青”字。荒芜即田上长草，为“苗”字。湖浦焦，为去水，为“法”字。三字合拢则为“青苗法”；第二句，贫女戴笠即“安”，落拓条即“石”，合二为一则为“安石”；第三句，阿侬为吴方言，意为“吾”，在此通“误”，京洛是国都，于是借指为“国”，二者合则为“误国”；第四句，“寇盗”皆民之贼也，换种说法即“贼民”，四句合起来正好是九个字：“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
但就是这个群众眼里“误国误民”的王安石交给皇帝的却是一份不错的经济答卷。立国日起，赵宋王朝的财政就不给力。而王安石上台后，这一情况彻底扭转。可即使如此，王安石依旧不受待见，到处都是嘲笑和讥讽的人。
北宋末以敢言著称的名臣陈莹中就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样的情况不独宋代有，历代都有。跟王安石一样，之前的很多年，张居正几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词。
其实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他动用非常手段，大肆改革，使王朝出现了中兴的迹象。按说，这样一个人，不说居功至伟，起码生前死后都应风风光光。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身前的风光，张居正享受到了，身后的风光却迟迟没有来。1582年，张居正死后半年，这位昔日的股肱之臣遭到清算。万历皇帝的上谕中，其罪状有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两年之后，他在江陵的老家被籍没。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一切为什么这样？
这恐怕还得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上说起。在孔老夫子的《论语》里，老先生无论好坏，对人的评价只有两极君子和小人。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君子和小人却更多只是道德，而非事功层面的判断，所以历来的读书人都爱谈气节，而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孟子的回答很忽悠，大王何必谈好处，有仁义就啥都有了。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下，王朝需要的是司马光之类的人。
所以与张居正同一时代，后来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评价他的老领导张居正时说了一句极为振聋发聩的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能这就是王安石和张居正们真正的悲哀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