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8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19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60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中央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嘣嘎嘣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稀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稀罕我，但高老师绝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稀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