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着那个孩子。
那个叫涂雨生的孩子。
那个四川绵阳的孩子。
想着八年前，我们在绵阳的一句话，一句写在纸板上，签了名，挂在一棵新植小树上的相互承诺：一定要活着！
想得好苦！
五月十二日十四点半，电话铃急切地把正午休的我叫醒。一接，西安来的，说是地震了。朋友像是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人们乱了，楼里人纷纷向街上逃；街上人也乱了，像一群无头的蜂，东跑西跑。之后，电话断了。
再打过去，电话全不通。我翻开电话本，寻找着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我在西安认识的一切人，电话打过去，全不通。
西安地震了吗？那里是我的家乡。
我这才想起电视，电视里报告震中不是西安，是四川，一个陌生的名字：汶川。那时说是七点八级。然后，讲到波及陕西、甘肃，甚至连台湾都有震感。
从电视里展示的地图上，我看到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地方：绵阳。
于是，我想起涂雨生，想起我在绵阳结识的那个孩子。
于是，从那一天，五月十二日之后，一有机会，我就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地搜索着每一幅画面，尤其是来自绵阳的消息。
我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我在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和一棵树的那句承诺：一定要活着！
电视里的画面，一幅比一幅惨烈。那些地方，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站立着的，都是断壁残垣：折断的钢筋从歪斜的墙壁里伸出来，如人的断肢伸出的骨茬；地上是门窗与水泥板、砖瓦之类东西的层层叠压。
人们无奈而痛苦地，在那些重物下寻找着、救助着还在呼救、还在呻吟的生者。而常常拖出的竟是尸体，老人、妇女、壮汉，更多是学生。
我似乎就在现场，心跳加快，呼吸紧张，止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这一场世纪大灾难降临在我们民族的头上，感到悲痛。这不公平！年初，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冰雪严寒的袭击，那些艰难困苦的影像还不曾在我脑海里抹去。怎么，打击会接二连三？我虽然知道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可如此频繁的灾难，究竟是要考验我们什么？
大部队的开人，党中央的及时正确的决策与部署，让人们的心变得稳定下来。
这时，我仔细地瞧着每一张电视里的孩子的脸，寻找涂雨生。
其实，我相信，真的是他出现在电视里，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认不出来。
因为，八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涂雨生，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我又翻出我们的照片。他站在我和新植的那棵小树之间，依偎着我，矜持地、微微地笑着。头上，是当时组织者发绐的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身穿一套运动校服。红领巾鲜艳而轻松地飘在胸前。我得承认，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重重的眉毛，眼睛大大的。因为是和我，和一个陌生的大人，或者他至少知道是一个作家之类的名人在一起，所以，便紧抿着嘴，不让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照片上的表情，很明朗却也很庄重，不像个三年级学生的模样。
那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生活在四川的老诗人孙静轩要搞个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大动作：邀请百名全国各地的诗人集聚成都。欢乐三日。
他做到了。就像武侠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各个门派的诗家都应约而至。倒没有什么集中话题，无非是话友情、叙阔别、吃火锅，之后，用北京话说“侃大山”，用四川话说“摆龙门阵”，并不多谈诗。
那次聚会，是一次情绪亢奋的聚会。因为，人们终于熬过和摆脱了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新世纪大约会是一个平安、富庶和幸福的世纪。诗篇里这样颂扬，歌曲里这样咏唱，文章里这样描述。人们这样祝福。很好，新世纪。
可是，那时我似乎并不乐观，写了一篇文章叫《新世纪的忧郁》，表达了我对即将到来的陌生世纪的担心：
我真有些拿不准，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该怎样祝福这个世界？也许，正是这个思路，让我和涂雨生后来一起写下了一句有些悲凉与坚定的话：一定要活着！
成都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在一片空地上植树，这一片叫做“诗人林”的地方，在绵阳，是诗人们一厢情愿地要献给新世纪的礼物。
我们栽树，涂雨生来了，怯怯地站在我身边，听从我的指挥。每个诗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学生，涂雨生和我只是偶然地相互选择了对方。
大家似乎没有多少寒暄，立即投入劳动。水桶、铁锹相撞声，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使这一片空地成了一个露天音乐会。
树坑是事先挖好的。小树在挖好的深坑里，拖着重重的泥根，不很安分地东倒西歪。
我对涂雨生说：“你扶着小树，我来填土。”
他很听话，认真地用双手吃力地把小树扶正。我一锹一锹铲起南方胶块一般的红泥土，填在坑洞里。大概是好久没有这样出力了，额上很快就湿湿地渗出汗来。
填满土，我对孩子说：得把树根上的泥土踩实，那根部如果漏气，树就活不了啦，
三年级学生很懂事地点点头，随即，用那双穿着白色旅游鞋的脚，和我穿着粗大黑皮鞋的脚一同密密地踩实泥土。
树栽好了。我拍拍手上的土，望着小树。这是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南方树木，枝叶散开着像一种鸟的尾羽。新栽的小树，没有表情，只是木木地站立着；也许，从苗圃挖出时，它还沉睡着，我们这一番折腾，也没把它吵醒。很好，当它醒来时，就会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伸一下懒腰，活下来。
组织者发了一方小纸板给我们，要求植树人在这红色纸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是要我们写下责任，如同在一篇文章后署上作者名字，与其说是为了扬名，毋宁说是为了责任。这棵树如果死了，就如同我们写了一篇十分糟糕的失败文章，那该是很丢脸的。
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三年级学生在后边签了“涂雨生”三个字。大概这是常写的字，写得工整、流畅。
一棵树，就这样把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的名字联在了一起。
这一棵树，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珍贵的、有生命的礼物。五十年后，我肯定不会再看见这棵树的茁壮与蓬勃，可这个叫涂雨生的孩子，那时，将会在这一片树阴下，带着他的孩子。回忆我们栽树的那个有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