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即将开拍的好莱坞影片《倒时钟》中,詹妮弗·安妮斯顿将出演朗格教授,电影的主线是朗格教授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
在匹兹堡的一座老修道院里,朗格教授和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地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8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
在这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20世纪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地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他们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1。36千克,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不过,“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这么多年来,对这个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这是一个田野实验,因为缺乏实验室的控制,一个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在那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地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虽然不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朗格教授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力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衰老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关系很大。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人们通常会认为,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龄暗示。
在20多年前的这个养老院的实验中,朗格教授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就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人是被习惯驱使的动物。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是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傻,或是很聪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而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
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