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小孩儿都管他叫三先生，说三先生放牛啊，三先生写字啊，三先生吃饭啊。三先生答一句，嗯。平常三先生寡言，可嘴角却总有笑，有人就说了，要是三先生肚子能大点儿，活脱脱一尊弥勒佛嘛。
在我老家，三先生是个能人。在农村，能人的标准首先是手巧。三先生手巧，把庄稼种得横看成行侧成列，会木匠活儿，会水泥活儿，又写一手好字，会画红牡丹，还懂草药。在农村光是手巧只能是个匠人，要成为能人，还得心灵。三先生心灵，十里八村谁有个纠纷，谁有个红白喜事，都要请三先生。三先生包了毛笔，去了之后，会在纸上列个条理，这时他一改木讷之相，变得滔滔不绝，一是一，二是二，把事情理得通通顺顺的。
三先生是个奇人。他年轻时在院子里种的牡丹，极高大，开得最盛的时候有三百朵花。有一年来了城里人想买，给的价钱无疑是很高的，三先生不卖。那人不死心，第二天又来问是不是嫌钱少了。三先生说，钱再多也不卖。那人问为啥，三先生只一句话：“我要留着看咧。”
三先生是个好人。当然，除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媳妇快要去世时，他上山砍柴，放声唱歌，并且唱的是酸曲儿。就有人说了：“你媳妇快没了，还有心思唱？”他说：“我不唱也救不了她呀！”接着唱开了。于是，就有人说他巴不得媳妇死好换新的。后来就不说了，因为三先生再也没找女人，每年媳妇的祭日，总要做一桌菜端在坟前，唤媳妇的小名儿。
还有一个事是他写春联，几十年就那么一副：“黄金无种偏生诗书门第，丹桂有根独长勤俭人家。”有人觉得他过于张扬了，张扬是要有资本的，问题是三先生没资本，不穷也不富，晚一辈也没有给他长脸的。虽说儿子在城里打工挣钱，但也不能把自家说成诗书门第吧？
但这些不影响乡亲宠爱、礼遇三先生。我和三先生的交往从一本书开始。那年我回家带了一本《庄子》看，他好像很高兴我看这本书。因为庄子，我们说了许多话，他说到庄子鼓盆而歌的事情，夸庄子是神人。我突然想起他当年唱歌的事情也许跟庄子殊途同归？他知道我写点文章，隔日写了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纸还有空余，又写了一句：“饥来吃饭倦来眠，眼前景致口头语。”我说：“后一句是文字禅嘛。”他有一点吃惊，从此便对我刮目相看，四处扬我的名儿。
这般，我们就结成了松散的忘年交。我回老家，会到他那里坐一坐。他炒两个菜，温一壶酒，坐在屋檐下吃喝……一转眼，白霜已上头顶。
今年春天，他看上去消瘦多了，照例温了一壶酒，但这次他只是劝我喝，自己不喝，说是食道发炎了。我问有什么症状，他说有点噎，有点吐，已经吃了消炎药了。他这样说时，看了看那口新做的棺材。棺材放在堂屋的角落里，发着幽暗的光。接着他说：“去年冬天做的，看着气派吧？”我点头称是。他说：“你去摸摸。”我进屋摸了摸，他说：“土漆漆的，白杨树做的！”
在当地，差不多的棺材都用柏木，没有人用白杨木做棺，因为白杨树木质太松软。他看出了我的疑问，呵呵笑了笑说：“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汉半老汉，哪能抬得动几百斤的柏木棺材？”
又说：“活着就是给人添麻烦，死了得让人轻松一下，最好是无‘棺’一身轻嘛。”他又一次快活地笑了。
我劝他到县里医院做个检查，他说肯定要去一下的。
转眼到了夏天，有次我打电话给父亲，父亲说三先生得了食道癌，他儿子回来领着上县里看了，一天医院也没住就回来了，说是已经六十多岁了，多活半年有啥意思？我叹息了一阵子，想着哪天给三先生打个电话。不成想，还没打就接到他儿子的电话，要我劝他父亲。说是像头牛似的，一辈子只晓得辛苦，他是故意的，明明知道自己病了，就那样遮遮掩掩，领着他去了医院，人家医生一确诊，他倒高兴坏了似的，豁着牙笑，坚决不看病……“他这样一弄，让我们当儿女的咋想？他白白当了一趟爹，白白把我们养大，啥也不要我们的，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
话筒转到三先生手里，我劝他给儿女一个机会，就算是要死，也要减轻点痛苦。他温和地说了喝钡餐的事情，说那东西为啥会叫餐咧，看着怪恶心的。又说：“附近得这个病的人多，也有做了手术的，不顶用，最后都啥也吃不了，都受罪，做了手术受罪时间还长些。儿女的想法也对，想要花钱，我当然要让他们花钱啦。”至于如何花钱，他说保密。
我无话可说，隔几天打个电话给三先生，开始他接，后来接不动了，是他儿子接的。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他儿子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死在秋天，说是天气凉了，气味小些。
三先生如愿死在初秋，据说昏迷了三次，都被儿女喊了回来。最后一次，三先生轻轻地说：“别再喊了啊，我太累了。”
三先生去世之后，枕下压着一张纸，列了菜谱、烟酒，标准都高出当地丧礼许多，这也许就是他说的让儿女花钱的事情。菜谱的开头他孩子气地写着：“这一回我是睡着待客。”
另外，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莫放春秋佳日过
下联：且饮故人酒一杯
横批：恕不远送
据说，十里八村的乡亲看着这副对联都哭了。
初冬，我回家，站在他的门前，那副对联依然鲜红。只是院子里没了他，挂在墙上的草帽让风吹落在地上，那牡丹的枝条看上去像是含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