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意林 / 我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

我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

意林 日期:2021-7-13

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多年来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部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部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总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不一样。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句话,我委屈地说了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觉得人家是冤枉我。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听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们对话,会听到他们一个个谈的都是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过一部电影去反映。中国要跟国际社会接轨,会越来越透明,还存在着靠张艺谋的一部电影把某些阴暗面揭露出来吗?

这不是我说了多少遍就能改正的,也不是给张艺谋平反了,说错怪张艺谋了,就能解决的,而是我们学会了用正常的创作角度来看问题。到2000年以后,谁会再说《红高粱》贩卖中国的落后愚昧?

这么透明的社会,中国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地震灾害我们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开放。还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现在谈论这部电影的事,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这样的讨论你再过十年来看,大家还津津乐道不?对任何一部电影的导演,不管你说他是傻蛋,还是伟大,要十年之后再来看。创作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才是创作。

对《英雄》的批评集中在“为暴君和集权辩护”,甚至认为影片展示的是“法西斯美学”。评论家王彬彬不能认同《英雄》将代表集权和残暴的秦始皇描写成忍辱负重的英雄。

现在很多关于《三枪》的讨论,其实都不是针对电影本身。它引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高度上谈,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谈,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这都是电影创作外的东西。

你还记得2000年雅典奥运会上的“中国八分钟”吗?回来以后一片骂声,多少人都说千万不要交给张艺谋,张艺谋会把咱们的形象弄完蛋的。多少知识分子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凡是我能够查到的评论,凡是我认识的外国人的评论,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很好的评价,都说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有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后来全球竞标,我就参加竞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还是不敢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国人看开幕式,就是看一个文艺表演。

关于《三枪》的许多讨论,我注意到了,我不认为是就电影来讨论的。我开始就说要拍一个贺岁片,让大家高兴高兴。我在电影院也看到,南北的观众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观众都这么跟我说:“张导演,其实这是个文艺片,不是商业片。”上海一个观众跟我说:“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片。”观众是看得很明白的,但这个问题在“首都文艺界”那个圈子里是说不清的。

我说很多人不懂电影,为什么?电影是一定要分类型来谈的,这个话题可以把许多人说的外行话分出来。全世界都这样,电影就是艺术类和商业类。

在参加艺术电影节时,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放《我的父亲母亲》,电影音乐响了一点,评委们都不喜欢,说这样有一点煽情,有一点偏商业性。当时,巩俐是主席。评完奖之后,她私下跟我说:“导演,你的音乐要是没有那么响,会好一些。就是音乐有一点好莱坞的样子,不然有可能拿金奖的。”

我们中国是不分电影类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作品承担全面性的适应。确实,我这次是姿态放得很低地去拍一个所谓的搞笑电影的,因为我没有拍过这类电影。老百姓喜欢看贺岁片,这对导演来说是一个锻炼。这个作品能拍到什么程度,我也有数。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我已经五十而知天命了,还说什么呢?我稍微有一点脆弱、稍微有一点委屈,这些人就把我打趴下,找不到北,也拍不成电影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希望中国会有很好的影评界。电影产业没有影评人这个阶层,是特别不正常的。好就好在还有网络,有大家的很多发言,不再像原来集中在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当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言,畅所欲言所带来的那种激烈的对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可能在我身上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到我老了,拍不动了,我可以回头很自豪地说:“我是在中国争议最多的导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而写的字、说的话,估计是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