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6年的春天，天下着雨。我坐在一辆挺破的中巴车上，从云南文山自治州的丘北县往麻栗坡赶，我想去瞻仰麻栗坡烈士陵园。
一路上，稀稀落落地有旅客上下，但中巴车始终没坐满过。听说我要去麻栗坡，卖票的妇女说，去那里千万别乱走，到处都有没清除的地雷。就连走在大马路上，也要仔细看清路面上是否有雨水从旁边山上冲刷出来后滚落的地雷。
有个乘客补充，现在的麻栗坡四周，尽管扫雷好几次了，但至少还有几万颗地雷藏在地里。又说，中越打仗那阵，光云南和越南交界的边境一带，埋下的地雷比“二战”期间整个世界埋的地雷还多……
我不知他们是否在瞎吹，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手心直冒冷汗。好似，残酷的战争瞬间已经降临到我眼前。
没料，车过砚山，上来一个残疾人，却一下子又让我觉得战争没什么恐怖。残疾人拄着一个拐杖，他的右腿少了大半截儿。他正是麻栗坡人，他的腿正是被地雷炸断的。不是战争年代炸断的，而是和平年代，他在自家地里耕作时被炸断的。
他懊恼不已，咬牙切齿说自己真冤：“他娘的，我当支前民兵好几年，在子弹呼啸中钻来钻去，始终毫发无损。不打仗了，可以安安心心种地了，却炸飞一条腿。”他觉得自己的腿不是在战争中失去的，很丢脸。若在激烈的战斗中挂了彩，即便牺牲了，炸得血肉横飞尸骨无存了，那才光荣。
他承认自己并没真正端枪干过敌人，他和其他支前民兵，主要是背伤兵下战场，送弹药上前线。唯有一次，他差一点能够实实在在用枪面对面拼掉几个敌人，后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这一幕，也是我有史以来听到或看到的最别开生面的战争一幕：
“那是80年代的晚期，战争还没结束，中越双方都没彻底放下武器，但比起1979年的血战，枪声已经依稀零落太多了。近在咫尺的阵地，敌我双方不再针锋相对虎视眈眈，反倒不时称兄道弟热情交往起来。
有一次，越南鬼子打死了一只猪，不是野猪，是家猪。也不知是哪国哪家的猪，少了条腿，肯定是被地雷炸飞了，结果拖着三条腿在林子里乱跑，被几个越南兵用枪打死了。越南鬼子就地生火将猪烧熟后，有个兵拎着一块肉大大咧咧走到双方阵地中间，打着手势说送给我们的战士吃，但想要我们提供一点盐。
当时，我正好也在阵地上。战士们怕越南兵使诈，要我将盐送过去，他们在我身后用枪瞄准越南鬼子。一旦鬼子稍有动作，我们就一枪一个，全撂翻他们……
哈，越南兵没使诈。他们叫着喊着给猪肉抹上盐，大嚼特嚼。觉得不过瘾，干脆把余下的猪肉全扛到一个石头高台上，吆喝我们带着酒过去一同痛饮。我们商量了一下，安排两个战士留守外，其余真的带着酒过去了，全是白酒，好多瓶。
这哪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简直亲热得像同胞兄弟。不管是越南鬼子，还是我们的战士，全用手撕着猪肉大块痛吃，举起酒瓶好一番痛饮，敌我双方还使劲碰瓶对饮呢，就差没划拳了……”
这位十多年的支前民兵越说越兴奋，满面红光，激情四溢，仿佛此时此刻他又回到当时那个类似于梁山好汉们“大聚餐”的现场。
我惊奇不已，在我们眼里历来是极其残酷血腥的抗越自卫还击战，竟然还有这样的镜头？我问：“你不怕他们？他们可是杀害了不少中国同胞的敌人啊。”
“从没想过怕不怕，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怕的念头。我们是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他们也是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正好谈得来。一伙毛头小伙子，大家都是爱热闹场面，喜欢交四海朋友的时候，个人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犯不着时时刻刻都端起刺刀往对方肚子上扎啊。”支前民兵说，我们的战士大多不懂越南话，但他懂；越南兵则不懂汉语，他给双方当了翻译。他说他当时还告诉越南兵，他在越南的保河县、河江县都有亲戚，不打仗前，亲戚与亲戚还经常走动。一动枪炮，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死活了。
我疑惑，问：“那一旦双方再次交起火来，你舍得朝曾经一起喝酒的越南兵开枪不？”
他两眼圆瞪，吼道：“开枪，一定会开枪。我是军人,共和国的军人,敌人来犯,不顾一切冲锋陷阵,那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啊！”他一激动,就忘了自己其实仅仅是个支前民兵。或许在战火纷飞前线时间待多了,与战士们在一起待久了,他情不自禁将自己视为一名坚强的、顶天立地的共和国卫士了！
我无言,只递给他一支烟,为他点燃。不知他是否明白我这个简单动作的意义,其实,我在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敬意。
支前民兵吐了一口烟,继续他的故事。
“整条猪剩下小半边,酒全部喝完了。解放军有三个战士喝醉了,越南兵帮着我们的战士将几个‘醉鬼’抬着送回我军阵地。”
太有意思了。不独是我,中巴车上的另几个乘客也听得目瞪口呆。
这位我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支前民兵,他的故事和前面几个乘客所告诉我的麻栗坡遍地是地雷的话一样,同样无法证实。但我一相情愿地决定,决定将他惟妙惟肖描述的敌我双方分享酒肉的场景认定百分之百真实,因为,我期待这充满了和谐、温情,带着人性光辉的一幕,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