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一位干干净净的阳光少年。身材颀长，短发，卡其色裤子，浅灰色的薄毛衣，高，瘦，与我们小时候看的日本片里的矮个子皇军完全两码事。
加藤嘉一出生在日本伊豆的小农村，一个富士山下三面环海的小小半岛，潮湿，温暖因为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而著称。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自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看着记者狐疑的眼光，他摆着手为自己辩护：不。我不是间谍哪有间谍接受记者采访的？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接受记者采访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说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儿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是不是功利性太强了？”他露齿而笑，“我必须是个精英。在这点上我对中国北大的学生特别特别有意见作为社会的精英，必须带着公共意识做事。”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中国呢？还有你做那么多事情，永远不知疲倦，不懂享乐，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好吧，他终于坦白：我想从政！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摊开双手。“我5岁时就这么想的。不是统治者，就是被人统治。”
“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上天给我的天赋。”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待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的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我想起他曾经说过，他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十分重视沟通。也许，这个既内向又外向的，悲观又积极乐观的日本人，会一直这么跑下去，直到他的速度可以摆脱地球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