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摇滚，是从大洋彼岸那个猎豹一样矫健、黑蛇一样柔韧的迈克尔·杰克逊开始的，他忽而狞厉如夜枭，忽而纤弱如怨女的嗓音，在那时的我听来，实在梦一般的魅惑。被魅惑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记得有许许多多不开灯的晚上，我和表哥表弟围住姑妈的盒式录音机，在烟头的闪烁明灭里反复聆听杰克逊的一盘磁带，哑口无言地抑制着满心的惊涛骇浪。
几年之后，在已经听了大量不同流派的摇滚之后，我曾煞有介事地总结道：摇滚是继酗酒、吸毒还有梦乡之外，第四种暂别人世的方式。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听杰克逊了，嫌弃他不过是通俗摇滚。但事后看来，这句话实则还是根植于对杰克逊的那种最初印象，根植于那些默不作声的夜晚和那个小脸的鼓手，他说话时的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他在某个神秘的瞬间突然洞悉了天机。杰克逊于我，有点儿像是一记响亮的开场锣，咣的一声，我的青春期这才真的开始了。
让我不再沉迷于杰克逊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美国人是迪克斯坦，中国人是崔健。在《重返伊甸园》一书里，迪克斯坦冷峻而不无伤感地回顾了20世纪美国的60年代，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了摇滚。正是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摇滚的滥觞之地是如何看待真正的摇滚的，从此坚信真正的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立场和一种力量；是真诚到真实的拼死一跃，是世俗的泥尘里开出的精英之花……但我的外语从来没有及格过，所以我聆听西方摇滚的过程，不过是抱着迪克斯坦的抽象理念，一厢情愿地试图在那些听不懂歌词的音乐里寻找印证的过程。这个时候，崔健出现了，我自以为在其中落实了所有对于摇滚的理想。还记得1986年第一次听《一无所有》，那感觉不只是耳目一新，完全可以用涤污除垢天晴气爽来形容。但从头至尾，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前者那粗粝的深情所达到的美学意境，我以为至今无人可以比拟；而后者的主题如此壮阔深邃，却又表现得如此具象具体，以极传统极民族的香草美人喻国家民族的方式，概括了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不仅是摇滚的，更是中国摇滚的。崔健的音乐，是摇滚精神与中国现实的完美呈现，于中国摇滚的意义，在我看来，犹如北岛之于新诗史，罗大佑之于流行乐，或者更甚而过之。1992年冬，崔健第一次来到贵阳，在省体育馆演唱三场，我观看了其中一场，那狂热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每个人都举着一根蜡烛，随着节奏挥舞，同时跺脚狂喊呐叫，每一排人的头发都被后一排人手中滴下的烛油凝结成块；《一块红布》开唱之前，音乐与灯光陡然消失，满眼只见烛光成团，飞舞摇曳，冉冉如夜空群萤，随后前奏响起，两秒之后，欢呼声亦如海潮般随之而至……
因为摇滚、杰克逊、迪克斯坦和崔健，还因为个体对于激荡青春的记忆，我总固执地把中国的80年代与美国的60年代相提并论，固执地把不同国度的两个时代看成是同一个时代，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看成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的灵魂映象……但仅仅转念间，摇滚的时代就已然渐行渐远不是作为音乐的摇滚渐行渐远，而是作为文化的摇滚渐行渐远。商业时代在中国不可逆转地来临，已经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生命理念，最终令摇滚丧失了它的现实坐标，不得不呈现为一种“历史的无物之阵”。
据说崔健还在一些酒吧里演唱，票价虽然不菲却早早销售一空，是哪些人还在听崔健的演唱？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会有许多如我这个年纪的人身处其中，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聆听摇滚，怀念青春，以第四种方式重返伊甸园，重返我们的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