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到1991年是我一生中生活得最困惑、最痛苦的阶段，经常失眠，曾经有过整整一个星期一分钟也睡不着。在外界看来，那十年中我似乎有过不少辉煌的时刻，但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那漫长的十年却充满了黑暗。不过，今天我想讲的不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是影响我走出迷茫的一个故事。
1989年的时候，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书，讲到一位关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名叫VictorFrank的犹太心理学教授。在集中营里，他经历了种种精神与肉体的苦难，他的妻子、兄弟，父母都先后被纳粹送进煤气炉里，只有他和一个妹妹活下来了。每天他都不知道今天他将被送进煤气炉，还是将被迫帮纳粹把尸体从煤气炉中抬出来。
有一天，他抬完尸体，一个人疲惫不堪地坐在牢房里。他觉得自己跳离了自己的躯体，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绝望的境地。Frank领悟到了一个真理：他其实是自由的。后来出狱后，Frank称此为“人类最后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的自由。那些折磨他的纳粹可以毫不留情地控制他的环境，随心所欲地摧残他的肉体，但是Frank将决定自己如何反应、或者不反应。在挑衅和反应之间是他选择的空间，想象的自由。看狱人体罚Frank的时候，他开始想象他出狱后的生活，想象他跟学生讲授在集中营里的学到的哲理……
Frank没有给他的折磨者期待中的反应，他们可以触到他的身体，但是他们触不到他的根本，他在道义上战胜了他们。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自我训练，利用记忆和想象力，Frank超越了他的境遇，把那块介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广阔，在受难中找到意义和尊严。他还帮助集中营里其他的受难者去体会这精神自由。
人有别于动物是因为我们有自我认识、有想象力、有良知、有独立的意志。我们有能力做选择。Frank选择的反应不是基于冲动或者情绪，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价值观。
读到这故事的时候我正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人。自己知道这事不健康，可又不能自拔。当我说“我真的没法离开他……”时，我并不是不知对错。只是“对”太难了，而“错”是一种惯性，相对容易许多。我从Frank的故事中得到了深刻的启发，看见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价值。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我可以选择，也有义务选择。一旦创造了这选择的空间，“离开”就只是一个动词，只需付诸行为。仍然是难，但绝对不是“没法”。甘地曾经说过：“只要我们不交给他们（英国殖民者），他们就不能夺走我们的自尊。”没有人可以不经我们的同意而伤害我们。我们对伤害自愿的准许往往比伤害本身更有杀伤力。
我不再责怪境遇，责怪他人给我带来的不幸。我每天提醒自己，Frank在集中营里都有选择的空间，我凭什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