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有一本叫《学习的革命》的畅销书在国内刮起了一阵“记忆旋风”，那会儿我刚刚上高中，还记得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时候，眼睛里放着光：“这本书可以教会你一天之内如何背下4本书！”很快，大家人手一本，里面的内容早就忘记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它甚至都没能成为我们战胜高考的金钥匙，更别说要指导此后的人生道路了。
通过一些匪夷所思的技巧和重复性训练，教会人们一点快速记忆、算术或写文章的套路，进而鼓励你成为聪明的伟大人物，甚至天才这样的把戏，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不断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从早期的特异功能、气功治病，到后来的珠心算、速记、即时作文、右脑开发等等，形式五花八门，但都高举着科学的大旗。
记忆力培训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科学培训中的一个分支。出生于伦敦的托尼·伯赞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他自称拥有心理学、语言学、数学等多个学位，喜欢玩皮划艇，甚至还写过4000多首诗歌。这其中，最“闪闪发光”的头衔是“世界大脑先生”，他发明了一套名为“思维导图”的方法，并为此出版了80多本畅销书，到世界各地去演讲。
画一张思维导图并不难，你只需要拿一张大点儿的白纸，准备十几支各种颜色的彩笔，把你看到的关键词在纸的中央写下，由此再派生出零零散散的枝丫。之所以要用彩笔，是因为伯赞先生说，色彩更利于对大脑皮层的刺激，让人记得更牢。虽然他多次强调，这种方式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思考，但不可否认，其更根本的意义还是为了便于记忆。
记忆，当然也无可指责。它是我们学习知识的基础，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但是，把记忆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考量，却值得讨论。1990年，伯赞结识了国际象棋大师雷蒙·基恩，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项考验人们记忆力的比赛，世界脑力锦标赛由此诞生。
这项比赛最大的意义是，创造了一些不知所云的纪录。比如一个人对数字和扑克牌的短期快速记忆，由此诞生了很多所谓的“记忆大师”。如果把它当作一项自娱自乐的脑力极限运动，也就罢了，但问题是，这种记忆术，很快就和成功学以及应试教育走在了一起。各种培训学校随之而来，他们宣称可以让你的孩子在1小时内背下《赤壁赋》，以便可以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得个好成绩。
另一种对记忆的崇拜，则来自我们对自己大脑的好奇，为什么有的人比我聪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为科学家、成功人士，而我不能？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强大，这是大众的普遍期待，也是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创造高收视率的群众基础。我们为电视上那些快速辨认指纹、斑点狗乃至鸡蛋的记忆达人发出惊叹，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们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只是，记忆真的与智慧有关吗？
实际上，我们对大脑的认识被明显夸大了。比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儿童大脑的发育是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2013年下半年，才有比较扎实的论文，论证了音乐训练对老年人延缓智力衰退有作用。回头想想，那些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为你的孩子开发大脑的人，是不是有些可笑？
在采访中，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炼成所谓的“最强大脑”，到底有何意义？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的翁史钧副教授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我的疑惑。他说：“大脑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掌握知识，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记忆是这一切的基础，但纯粹的记忆并不构成价值。”在谈及大脑的创造性问题时，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学院的郝宁教授也强调了这一点：“衡量创造性思维的两个标准，不仅看原创性，还要看其价值何在。”
专门研究神童现象的美国心理学家泰伦鲍姆（Tannenbaum）提出过一个理论，他依据社会的需求区分出四种类型的才能：第一种是罕见的才能，指人类社会总是需要但一直短缺的才能，他们能使人类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安全、便利和进步，比如爱迪生、富兰克林、爱因斯坦等具备的才能；第二种是过剩的才能，指能够将人类精神文明带入新的高度，但对日常生活的延续并非必要的才能，比如艺术家、文学家，缺了不行，多了也无太大必要；第三种叫定额的才能，专门指具有专精技艺以产出社会所需产品与服务的才能，比如工程师、会计、律师的才能，他们占据了大多数；最后一种叫异常的才能，例如，有些人具有超常的心算能力或奇特的记忆能力，但这些才能对社会发展并不具有特别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最强大脑的崇拜，更像一种大众文化的流行符号，与科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