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成都天回镇小学有位年仅10岁的学生，用小刀削成两个木齿轮，造出了一架没有发条的单秒摆钟，显示出他那敢想、能干的科技才能。
这学生，就是后来被誉为“成都爱迪生”的张伯农先生。一个没有出过洋、道地的土专家，用土材料、土方法，成功地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支国货小提琴，我国第一台万分之一化学分析天平，并且，他还是四川第一个教授提琴的教师、成都第一个制造时钟的人。
成都第一台精密天平的诞生
张伯农先生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师大前身）。在大学里，使他最难忘的，莫过于是在上理化实验课时教授们常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实验室里所有的天平都是洋货，每每用到它们时，教授们总是再三叮嘱：“当心啊，要是弄环了，修都修不起！”在张伯农听来，这简直是一种极大的嘲讽，是外国科学仪器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嘲讽，是对一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嘲讽。他感到不能容忍，他想改变落后现状。
当他在成都高级工业学校、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师范学校等处担任理化课的钟点教员时，难题便逼到了他面前。这些学校，不是没有天平，就是坏了不能用。其它教仪也奇缺。这对于一个理化教员来说，不啻做无米之炊。随便应付了事，自有客观可推，一般教员皆如此，不致受到非难。然则这样下去，岂不误人子弟、毁我中华？张伯农思前想后，斩钉截铁地说道：“不但要修得起，还要造得起！”他立下了宏愿。
可是，既无参考资料，又无设备、材料，甚至连必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办？“鹅颈项那么长总有个下刀之处。”张伯农说。
当时，国民政府口口声声要“加强国民教育”，然而，如此急待解决的教仪问题又有谁来问津呢？张伯农丝毫没有寄希望于政府，他把从微薄的薪金中积攒下来的钱用于买材料、制工具。他决定一边研制天平，一边赶做些急需的教仪。于是，他利用课余之暇，先后做出了会刻尺、圆规、磁针、磨透镜、储电池、充电机等教学实验用具。每次上课，他便挑着两大筐自制的教仪，步履蹒跚地来到课堂。此校上了课，他又挑到彼校；彼校下了课，他又挑到别校。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触暑冒寒、日复一日，几乎成都的每所中学，都撒有他的汗水，留下了他的足迹。
必要的教仪有了，乃致全力于天平的研制工作。为了做好天平等长的臂，他一连失败了二十几次。材料没有了，他毫不迟疑地掏钱买。而他自己，却是一箪食、一瓢饮，吃的是豆瓣饭，睡的是单被稻草。这样清苦的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几多雄鸡破晓，几多月儿露脸，人们酣在梦乡，而他却还与青灯为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的眼睛更近视了，额上的皱纹更明显了，双手的老茧也变厚了，但他终于完成了一台准确性为千分之一的天平。
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杰作。消息不胫而走，找他商量定货的人不绝于门。
“行百里者半九十。”张伯农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自信地说：“我要做到万分之一的准确性！”
可是，他失败了！
刀口不够尖，螺丝钉不够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台精密的工作母机和磨床。而在当时，不消说成都，就连中国也没有啊！有的朋友劝他歇手算了，何必自讨苦吃，有的则建议他买外国货。他总是抬抬眼镜，笑而不语。都云伯农痴，谁解此中意？我们的土科学家需要的是他自己的成果呀！
失败，在张伯农看来，却是成功的开端。他决心先对付螺丝钉。造螺丝钉，就必须要用扳牙；而造扳牙，又必须要有丝玫；造丝攻又必须要用扳牙。究竟孰先孰后？这倒颇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命题。张伯农先生与他的学生杨光烈商定：各自回家默思三日。三天后，两人见面只是相视而笑，谁也不肯先透结果。最后决定：将结果写在各自的手心上，同时出示，一看，两人会心大笑起来，不谋而合，都是“丝玫”。
方向既准，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在张伯农的信心和手茧递增之下，他终于造出了我国当时最小的螺丝钉，张伯农先生说：“不敢说一定是第一根，也许是，但可以肯定的说，则是一根只有一厘米长而有三十四圈的螺丝钉。”
接着，他又全力来对付刀口。刀口是用玛瑙做的，硬度很大，成都染房街玉器店最多也只能磨制到千分之一精度。这与他的理想还差十分之九的距离。怎么办？还是那句话：“一切都不难，只要你去做！”
他在玉器店分来十几种粗细不同的金刚砂，竟然做起玉匠来了，一来一回，一推一磨，多么单调而又枯燥的工作啊！庭户无声，斗枢暗转，而他还伏在青灯下磨呀磨……胃病复发，他便用一只手按压止痛；睡魔纠缠，他便拉拉提琴。在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琴声中，饱含着他的困扰与喜悦，寄托着他的希冀与追求……
春去秋来，张伯农换了两副度数更深的眼镜；指甲被磨变形了；指头被磨得皮开肉绽，而他通不顾，整个身心融化在这工作中了。爱人傅子篑给他送来热腾腾的晚餐。常常是变成了冷冰冰的早点，他才吃下肚。并非一次，他竟把金刚砂误作饮食喂进了嘴里，把磨刀口用的白矾水喝进了肚里。
锲而不舍的人总是会成功的。经过一年又十个月的时间，张伯农终于磨成了他需要的刀口。大功告成，好生欢喜，他连夜将天平装配起来。糟糕，所造天平虽有灵敏性，但却没有“静点”，要组合这些零件求得“静点”，比造螺丝钉、磨玛瑙刀口还难千百倍。没有一点参考资料，没有人指导，全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
本来是，科学的奥秘，自然的法则，都隐藏在黑暗中，只有用心智点燃的烛光才能照见、洞察它。
有谁能在如此绝境中奋然前行？张伯农，为了求得“静点”，他食住坐行都在想，致使不少人背着叫他“张呆子”。
一次，亲戚请他夫妇去做客，酒菜摆了一大桌，而他却滴酒未沾，匆匆吃了一小碗白饭便要起身离席。傅子篑忙说：“你还没添饭！”“啊……是吗？那……就添一点吧。”他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席间，主人给他拈菜，他一言不发地盯着筷子发神。主人问他菜味如何，他方才回过神来，忙说：“当药吃，当药吃。”满座愕然。事后幸亏傅子篑再三向主人解释，才免去了绝交的危险。
张伯农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希望变为现实，他付出了全副的精力、时间、薪金，乃至身体健康他患了胃溃疡。手术后，绷带尚扎腰腹，他又一头扎进了那些“土材料”之中。没钱买材料了，他偷偷将夫人为自己买来的新棉衣拿去当掉。要知道，那正是数九寒天时节呀！他在满怀希望中跌倒，又在惨痛的失败中站起来。他省吃俭用、废寝忘食，惨淡地经营着……
一天，他腹痛如割，豆大的汗珠顺额而下。傅子篑急扶他上医院。当傅子篑把医生找来，他却不见了。傅子篑忙回家中。推门一看他正全神贯注地摆弄着他的天平，口中念念有词：“找到了，找到了……”苍白的脸上，泛透出了喜悦的红晕。傅子篑百感交集欲言又止，转身掩面哽咽起来。
张伯农就是以这样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台万分之一化学分析天平。
此后，由于本市和外埠的一些大学争相定货，他便筹措了点资金，买了台旧式小车床，请了几位帮手。在成都小天竺街设立了个小作坊，名“伯农天平厂”。所造天平，从招牌的写字、零件的镀漆、厚玻璃的钻孔、盒子的着色……无一不经过反复的实验和改进，他决心要力求尽善尽美！
其间有一事，足见伯农天平工艺的水平：当时某四川军政要人之子，当众宣称要送给成都每所中学一部外国的万分之一化学分析天平。言出之后实难兑现。一则因为价钱昂贵，二来确也不易买到这么多。于是有人献计，要张伯农为他仿造。张伯农花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仿造出了十五台德国天平。这些赝品，与精美的德国天平放在一起，实在难辨真伪，从性能到装璜，据后来成都制药一厂的老工程师徐世哲同志说：“张先生的天平，就如他为人一样十分稳当可靠，国外有些天平也比它不上。”
“土”专家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外资、洋货蜂涌而入，如狼似虎地吞没了弱不禁风的民族工业。“伯农天平厂”被迫倒闭，连本带利都赔了进去。有人建议张伯农向政府申请补助，他苦笑着抬抬眼镜说：“只要政府不用苛捐杂税来压迫你，就算好了，还敢想补助！”
张伯农共做了7年的天平，夫妇俩多年节俭下的钱为此耗尽了。7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张伯农的心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古老的锦官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兴办民族工业，历尽沧桑的张伯农先生，深知民族的苦难、政府的困难，1951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热忱，毅然辞去了每月160多元薪金的华西大学教授职务，到成都新力仪器厂当了每月只80元薪金的工程师。
在工厂里，他整整工作了十一年，先后任重庆建工仪器厂、重庆度量衡厂、重庆化龙桥机器厂、成都乐器厂工程师。这期间，他不仅继续改进天平的工艺，尽量提高天平的产量，而且，还设计制造了电孵箱、显微镜、电扇电阻箱等科学仪器，并为各厂办起了实验室，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才。
1963年，张伯农先生因病退休后，偕同老伴到北京治病，不期而遇见到他在华大时的学生范椿祺、毛希敬夫妇。寒暄之后，得知二人在北京钢铁研究院任工程师。二人叙及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给该院摆下了个烂摊子所有百万分之一的化学分析天平，不是被破坏了，就是缺少零件无法安装。张先生异常激动，拉着范、毛二人就径直往研究院走。范毛夫妇知道张先生是修造天平的行家，但考虑他未搞过百万分之一的天平，对能否修好心怀疑云。
到了研究院，大家向张先生提出了有关问题，他都圆满回答。院长说给他配备人员和设备，他却说：“不用了，我只需要几把锉刀、钳子和一把手摇钻就行了。”这使众人大为惊讶：如此精密的仪器，竟用几件粗陋的工具即可修好？
奇迹在次日出现了。张先生不仅修好了天平，而且还配制了50个天平所缺少的附件游码。这游码，我国当时尚不能生产，全靠从苏联进口，每个需人民币5元。而张先生却用土方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他那精湛的技艺，使大家惊叹。院长感慨地说：“什么是专家？张伯农先生就是专家！我们的土专家所能做到的，洋专家也望尘莫及！”
张伯农先生之所以能用最粗糙的材料，最简陋的工具制造出最精密的仪器来，是因为在他心灵的天平上，始终摆着华夏的尊严、民族的利益。那天平上的砝码，就是张先生那颗热爱民族的赤子之心！
单秒摆钟和24座纸钟
10岁时，张先生做过一架没有发条的单秒摆钟。虽说计时紊乱，土里土气，却已初具规模。1946年，他由至交好友李晓舫①推荐，应华大校长方叔轩之聘到华西大学任教时，又做了架可以报时的大座钟。这钟，不消说还是土货。但他说：“我的钟不用发条！”没有发条，那是因为中国当时炼不好钢。但是，这没有发条的士座钟，却与华大钟楼的标准洋钟分秒无差。难怪当时李晓舫的爱人罗玉君②赞赏说：“伯农真是位了不起的土专家，一双手可以巧夺天工。”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张先生建造钟楼的愿望始终未能如愿。但他那“土”座钟，却伴随他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这座钟，伴随了张先生20年整，直至“史无前例”的风暴到来，才夺去了它的生命。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灾祸，连退休了的张伯农夫妇也未能幸免。有人指控张先生是“反动的技术权威”、“隐瞒了成份的资本家”。“革命暴力”抄砸了他的家，存款和家具被说是剥削物资而没收了；自制的科仪和工具被认为凶器而被砸碎了；就连他那几十本气象情况的记录和他筚路褴褛积聚起来的几十万字的科学经验总结，也被视为“变天帐”而付之一炬。家徒四壁的斗室，只留下两位冷冷清清凄凄戚戚相依为命的老人。他们仅能无语凝咽……
外来的暴力可以摧毁一切，而独摧不垮张先先对科学的热情。在一片废墟中，他捡起破碎的工具，抹去“革命闯将”吐在他脸上的污秽，又开始埋头做起时钟来。缺少材料，他就用纸代替：钟面是纸画的；钟壳是十八层报纸裱糊而成的；指针成了纸针。钟摆，是两个蜂窝煤塞子；钟坠，是一匹三孔砖。他不停地做，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杜门不出，一气做了二十四座，寒伧的小屋又充满了生气。
这24座钟，分别代表24个时辰。张先生研究它们，改进它们，每晚二十点便记下它们的时差和走时情况，以及气温对它们的影响。这工作，成了张先生夫妇晚年惟一的精神寄托。
1970年，年逾古稀的张伯农先生患了严重的高血压症病倒了，老伴傅子簧守着他哭了，这滴滴眼泪、声声呜咽，好似窗外那点点冷雨、阵阵悲风。张先生握住傅子篑的手，反复用雪莱的名句来安慰她：“冬天已经来了，春天岂还遥远吗？”
1971年6月9日，夜幕既降，张先生在老伴傅子篑的协助下，用颤抖的手记下了最后的一次时钟运行和天气情况，1小时后，这株曾放奇香的野花在神州大地上悄然地凋落了……
“纸钟”继续运行着，“嘀嗒、嘀嗒……”仿佛在诉说：“一切都不难，只要你去做。”
张伯农先生一生的成就，与爱迪生那些划时代的发明创造相比，与现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相比，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并且，单以成就大小来衡量其价值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重视他那高度的民族责任感，顽强的科学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像一株野花，曾艰难地生长着，在乱石丛中顽强地昂起头来，迎向太阳。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支撑起地球来。”而我们的土科学家张伯农先生，他不仅没有支点，甚至倒有破坏平衡的压力。但他却依然支撑起了自己的“地球”！这样的人，即使不能誉为天才，但他那精神，比天才的禀赋更值得骄傲。
试想，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倘都能具有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将如何？我们的两个文明建设又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