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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的“新冒险”

意林 日期:2021-11-24

三年前,还是在校博士生的石嫣,一手把北京西郊凤凰岭下的一块20亩的荒地,建成全国首屈一指的CSA生态农业“圣地”小毛驴市民农园。在这里,人们能得到更安全的蔬菜水果。划一块地,自己或者找人种菜,真的是最好的模式吗?3年后,石嫣离开了“小毛驴”,开始了新的冒险。

寻找郎广山

“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干吧。”郎广山终于答应了石嫣。

这个52岁的农民是北京通州西集镇马坊村人,他成为石嫣新尝试的第一个合作伙伴。

石嫣新的农业计划叫“分享收获”,与之前的“小毛驴”截然不同。“小毛驴”是租下一块土地,由市民自己或雇人种植,获得安全的农产品。而“分享收获”是在农民自有的土地上进行,让农民生产安全的产品。

在北京,寻找一个有自己的土地,又愿意种菜的农民,就是个难题。

一开始,石嫣和她的伙伴们从有种菜传统的村庄入手。

团队成员俞康奇和唐亮,干脆就一直住在农户家,然后村里、邻村、附近的镇……他俩直接到田间地头去观察,找农民打听。他们的目标是那些有自己的土地、又有种菜技术,还同意转向有机生态种植的农户。

然而,他们发现,北京本地农民很容易就找到打工机会,种菜这种劳累、又有风险的事情早就没什么人愿意干了。

还在种菜的本地农民,大都上了年纪。他们也已经完全接受目前主流的化肥农药、规模农业。放弃农药化肥的有机生态农业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病虫害完全没法控制,风险很大。

俞康奇和唐亮骑着单车在附近村镇的田间地头转悠,正好碰到在地里干活的郎广山。上前一聊,发现他过去就有20多年“种园子”(北京农村称呼传统种菜方式)的经验,而且,他有50多亩地,前两年才转为大田种植。以前,他还曾经有过好好经营自己的菜园子,把它们做成生态采摘园的想法。

即便这样,说服郎广山仍不易。从5月1日见过第一面以后,石嫣跟他谈过不下3次:促膝交谈,保证负责销路,给他看各种资料,甚至连中央电视台采访自己的视频也拿来播放。而俞康奇和唐亮当即就在村里住下,有空就往他家去,他下地也跟着下地。

郎广山也觉得生态农业是好事,但他还是怕,怕现在日益严重的病虫害,不撒农药,完全无法控制。突破点是他24岁的儿子郎东京。郎东京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工作,郎广山想让儿子留在身边。

学计算机的郎东京喜欢这个崭新的计划,他被说服后,爱儿心切的郎广山最终同意合作。

寻找农民只是这个工程的开始,更难的还在后面,特别是招募消费者会员。多数消费者已经向她表示,可以相信她种的菜,但不相信农民,哪怕这些农民是她亲自找来的。

“我好像又回到了3年前最困难的时候,现在比那时更难。”石嫣对记者说。

小毛驴赶上“好时候”

3年前的2009年初,26岁的石嫣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学农的在校博士生,决定种菜的计划看起来困难重重。

一块荒地、四个核心团队成员、两三个雇用农民,当时的石嫣,面对北京西郊凤凰岭下刚刚开垦出来的20亩荒地,后脊背时时发凉。不知自己能否在这里实践CSA的梦想。

CSA是石嫣从美国学回来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英文缩写。2008年4月到10月间,她被公派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呆了半年。那半年,城市女孩石嫣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那个采用CSA模式运营的农场下地干农活。

这是一种石嫣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农业模式:提倡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基于相互信任,社区的消费者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不管未来收成如何,都与农民共担风险,提前预付款项,购买农场来年的收成;农场则遵守承诺,完全不用化肥农药,尽量使用人工耕作,保证农产品的纯天然无公害。

回国后,她在导师温铁军的帮助下,租到了地,并将其命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

能不能招募到会员,她没一点把握。幸运的是,第一个客户钟声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钟声看到媒体对石嫣“中国公派美国务农第一人”的报道之后,找到石嫣的博导温铁军的电邮,辗转找到石嫣,要求成为他们的客户。

通过钟声,石嫣和伙伴们开始走入社区宣讲,招募会员。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实干精神,打动了社区居民,2009年,他们招募到52户会员,37户是配送份额,17户是劳动份额。

配送份额只需提前交钱,到时由小毛驴提供当季的新鲜蔬菜;劳动份额交一半的钱,小毛驴提供地和技术,供其自己耕作。

通过媒体报道,会员口口相传,小毛驴的会员,2010年迅速升至300多户,2011年则到了700多户,今年,已经到了1000多户。所有的这些会员,不但续订率非常高,每年,还有不少新的慕名而来的“候补会员”等着来年加入进来。

有了会员的强力支持,小毛驴成功了,俨然成为CSA在中国实践的标准范本。这3年,关于有机生态农业能得的荣誉,小毛驴几乎都得到了。

“小毛驴”如此成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石嫣离开“小毛驴”?

离开“小毛驴”

今年3月初,石嫣主动告诉一些朋友,因为“理念不合”,她已经离开“小毛驴”。最早成为“小毛驴”会员的钟声,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却没有吃惊。“她是学者,学者做事,原本就看得比较远,比较理想主义”。

钟声认为,石嫣当初做“小毛驴”,就很理想主义。但是石嫣和“小毛驴”都赶上了“好时候”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消费者对值得信任的健康安全蔬菜瓜果的需求旺盛极了,“小毛驴”的会员根本不需要招募,就已经爆满。

3年来,钟声亲眼看着“小毛驴”从理念变成现实,看着“小毛驴”飞速发展起来配送他家的蔬菜,从最初的品种单一质量不行,发展到品种丰富质量满意。

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像钟声这样满意。俞康奇在“小毛驴”工作的时候,就接到不少会员投诉,主要是抱怨菜的质量以及服务的问题。

这种情况,其实一直都有。但是,钟声也承认,随着“小毛驴”会员的激增,他和“小毛驴”的联系再也不能像最初那时亲密了,“人太多,他们人手有限,招呼不过来。”他已经很少去“小毛驴”,也不太清楚“小毛驴”现在的具体栽种行为和过程,购买“小毛驴”的配送份额,基于过去对“小毛驴”品牌的信任。

另外,钟声也看出了,“小毛驴”最初打出的旗号是社区支持农业和农民,但农民却没有从中实现获利“到农场劳动的农民是雇来的,替人打工,工资不高,谈不上受益”。

CSA模式的实质本是要让农民受到该有的尊重,得到该有的收益,但“小毛驴”并没有做到这点,主要还是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可是,不保证农民的利益,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吗?

在研究中,石嫣发现,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外到国内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消费者各种自救,只是权益之计,只能解决暂时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根本,根本还在于农民。

从长远看来,健康、安全农产品的持续提供,依靠的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的是农民。如果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受益,影响的是农业生产,最终受影响的是消费者本身。

然而,在消费者旺盛的需求之下,蜂拥而至的会员保证了“小毛驴”的成功,要在“小毛驴”的基础上改变什么,一手打造它的石嫣,不得不考虑得更多。最终,她决心离开,像3年前那样,从零开始,展开新的尝试,这一回,一定要让农民受益。

种一根“健康的萝卜”

新的尝试,几经变故,最终命名为“分享收获”。它还是一种CSA模式。和石嫣一起做这件事的同伴,都在“小毛驴”呆过,都曾参与过内部对“小毛驴”发展模式的激烈争论。

正是在那一次次的脸红脖子粗的争论中,他们找到了同道人。最终,有9人决定加入石嫣的“分享收获”团队。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严重的环境公害、食品安全等问题,促成了这个有机农业协会的成立。出于对现实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他们将“有机”的概念从“不用农药和化肥”扩展为“生产过程透明化,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并致力于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建立共同购买系统,增进彼此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协会的性质最后发展定位为社会企业。运转不依靠任何慈善机构,也不寻求政府资助,凭着自身盈利维持协会的良性运转,实现三赢:生产者、消费者、协会。

守护大地协会在日本已经运行了35年,目前已经发展了生产者会员2500人,消费者会员9万多人。此外,它还开始向韩国、中国大陆等其他与日本有着精耕细作传统的国家发展。在中国的四川简阳,就有一个村庄在进行相关尝试,效果初显。

石嫣和她的伙伴们决定,借鉴“守护大地协会”,架构“分享收获”事业。这种模式需要农户的直接参与。农民的生产以家庭的形式进行,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态有机耕作,保证食品健康、安全。

面向市场销售的时候,就组织起来,拥有在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组织者则为为农业服务的社会企业。

怎么保证农户和市场的对接,是“分享收获”考虑最多的事情。国内目前主要是NGO和政府在做这项工作。石嫣认为,NGO面临经费来源不稳定的问题;政府部门来做事实证明也容易人浮于事。只有社会企业,不耻于谈商业盈利,但商业盈利除了极少部分用于企业运转,绝大部分反哺到生态农业上去,才能让这项事业永续发展。

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藤田和芳曾说: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只有从小事做起:要让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几十年后,你会看到社会因一根健康的萝卜而发生的变化。

这样的信念和社会责任感,让石嫣感到莫逆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