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伊始，改革成为一种共识。一场危机倒逼的改革，正在新的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展开。不同的国情、不同的体制，每个国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法国著名政治家、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眼中，法兰西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在其经典作《官僚主义的弊害》中，他为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给出了一些线索。
分担公共责任
是政权机构掌握着一个社会的命运。怎样去医治看得见的，也就是国家的病症呢，看来必须联系法国的行政体系是怎样管辖法国人的，这就是隐患所在。
国家首要的任务无论从急迫性还是从重要性来讲就是要从底层改革公共体制。混乱，这个词一语道破了法国的主要毛病。总统、政府、议会、行政机构，这些国家主角们所起的作用混乱不堪：代议士和公职人员分不清楚；层次混乱，国家与地方乱糟糟地混成一团；行政任务和议会职权也是混乱不堪。
从权力分工到层次分工
为了避免这种全面的混乱，应该重新考虑权力分工，说得更精确一些，就是使宪法条文规定垂直的权力分工，变得更加有效，并加强分层横向的权力分工。而宪法条文对这种分工甚至一字未提。因为行政机关越来越多，所以仅仅把它们孤立起来是不够的。必须在执行体系本身辨明并分清层次，否则，权力分工也只是一纸空文。
让我们先制定原则，然后按照这些原则设计一种体制，保证各种建制的平衡。另外并不需要撇开一切理想再来建立这种体制。只要清理一下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大厦就行了。
维护团结的总统
因此，总统应该维护自己仲裁与受理申诉的职责，他越少介入政府事务，就越能当好总统。
只要他警惕，不要以政府首脑或是多数派领袖的面貌出现，就可以保证团结。只要他不陷入日常的政治活动中去，就能从长远的角度上讲话。他保证条约的实施，领导外交，指挥军队，注视经济和货币方面的大平衡，为各种公共权力的行使当仲裁人。最后他还得负责指定一位能赢得国民议会信任的政府首脑。因此，他也得主持政治方向的调整，以及轮流执政的问题。他只有不越俎代庖地代替政府，才能做到这点。
人们被召到总统选举箱前，并不是为了推选一个政府多数派，而是为了推选一位最有利于团结的人；他应该有能力克服我们的分歧，超越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我们就是面对面地拿这类东西来互相指责的，而他应能用一个更崇高的真理使我们联合在一起。总统不该当多数派的领袖，他的天职是成为全体法国人的总统。
政府职能应限于最主要的任务
政府越少陷于行政事务中去，就越能治理国家。不管怎么说，它不应该成为无所不管的独一无二的行政管理者。国家已经担负着足够沉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应该避免越出职守。
国家应该掌握对外关系、国防、国内国外的安全、经济政策、预算、税收、立法、司法、主要的全国性设备、无线电联络、治理国土的规划、大型公共企业、科研的优先项目……
而其他的一切，就是说全部设备和公用事业，应该由一些被选举出来的领导负责。而今天呢？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就是行政管理
想使行政管理民主化，仅仅监督还是不够的。我们病态心理的根源，就在于管理人和事的行政体系的等级和中央集权观念。要想恢复元气，就必须树立权力分散与民主的思想。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口号已经被人接了过去。接班人便是那奉天承运的庞大官僚体系。而明天，法国人应该能够回答：“我们就是行政。”
就是在这儿，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可以大有作为。体制革新将打乱无数习惯。因此，假如不肯从社会心理状态中，从历史中，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汲取教训，那么，改革国家结构就会流于失败。某些颇为简单的想法能使这一改革明朗化，而且这些思想并不改变1974年曾向乔治·蓬皮杜提出的草案。
目前，已经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地方体制网，问题只在如何才能使它扎扎实实地负起责任来，如何精简这一体制网。无数管理层次不应该同时存在：乡村一级、城市一级、社区工会、乡、区、省、地区、国家，现在再加上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的机构。这种状况错综复杂、混乱不堪。冲突也趋于激化。这么多的管理层次，实在太过分了。
除却国家之外，总共两层就足够了：一层是省，一层是县，包括乡和市在内。
“非官僚化”而不是“非行政管理化”
怎么会看不出这是一场和平革命呢？
首先，要进行一场公共职守的革命。因为既然要把国家的职能授予由选举产生的省、县领导人，就得使他们具备行使这一职能的手段，这不仅在财政上应该如此，在人员方面也应该如此。否则，就等于使这些当权者有职无权。
这也就是说整个行政部门都得改变作风。那些铁板一块的、独立王国式的、固步自封的“大衙门”，将被新涌现出来的，比较有朝气的行政机构所代替
由于职员人数比较合理，因而在提议与决定之间，问题与答案之间，错误与处分之间，功绩与提升之间，可以少费些周折。人与人之间十分熟悉；领导平易近人，兼之受到选民们的监督，又要经受下届选举的考验，即竞争的考验。官员们从属于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人，而且很接近他们，就能克服当小领导的欲望。
由于没有打破框框，行政改革顶多做到把一张十五页的表格压缩成十二页，把胸挂铜链的执达吏换成身穿淡蓝制服的女招待。这已经好了一点，但是还不够，陈规陋习很快还会占上风的。因为，这仍然是治标而不治本。
不过请注意，打破框框并不意味着砸碎行政机构。中央集权的悲剧已经使行政体系成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弊病。实际上它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好东西。问题不在于提出什么制度把所有的官都取消，而是提出一种制度使官吏们不再自己闷死，而且不再以他们那庞大的队伍闷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