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父亲从小就给地主做长工，1937年就参加了革命。父母都是解放前入的党。哥哥、姐姐、姐夫、嫂子全是军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高干父亲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后来因为找不到“罪证”，便让他在家“闭门思过”，实质上是一种“软禁”，完全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
对此，她的父亲却显得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他的脸上找不到丝毫怨恨、悲伤的痕迹。那时，家属楼的后面是一大片空地。春天到了，人们都去那里种些什么。父亲便在那里种了青菜、韭菜、辣椒、黄瓜、豆角等多种蔬菜。到了夏天，绿油油、翠生生的一片，在红番茄、紫茄子的点缀下，更加绚丽多彩。她家的菜是全楼种得最好的，吃不完就送给楼上的邻居。她父亲在种菜之余，还做了很多嫁接尝试。有一次，她父亲在一株杜鹃花上嫁接出3种不同颜色的花，有粉的、白的、红的花。这时，她有些心疼地问：“爸爸，你划开杜鹃的枝杈，它会感到痛苦吗？”父亲回答说：“也许吧，但伤口处能开出奇异的花朵。”
她很乖巧，学习很努力，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82年，她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她是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她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她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
但是，在大三的时候，她却被告知，她的学籍被注销了！原因是3年前她曾考上了某大学，但她没去报到，第二年又考上北大。按当时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一年。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你散散心吧。”同学们怕她想不通，做出傻事来，一边一个搀着她，在校园里散心，这种场景就像现在八宝山那些遗属被人搀着从告别室出来一样。
这时，女孩想到了爸爸，想到了母亲和全家人，她告诫自己，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哭，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她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比别的北大同学读更多的书。
1986年7月，同学们毕业了，很多被分到中央国家机关当干部，让她很羡慕。她自己也完成了学业，却因没有文凭，只得到一纸说明，大意是说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负责她的分配。在她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她留下这样一行赠语：“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
工作没有着落，她一离开校门就开始在中关村到处找工作。她鼓励自己说：没有工作也许会更有前途，因为自己面对的机会更多。
后来，在中关村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她见到了正光着脊梁埋头工作的青年小伙阎俊杰。他们得知，市场上急缺印刷设备。于是，她同阎俊杰从沈阳一家国营大公司的仓库里，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卡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对于他们，这车“破烂”的意义却非同小可。他们吭吭哧哧地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万元。这对于当时的他们，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接着，她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她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她给公司起名“达因”。达因，取自英文DYNE一词，意即“力的最小单位”。那时的达因，当然很小、很轻，也很弱。但正因为小，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前几年中国的电脑市场由于刚刚起步，如同一只巨大的总也吃不饱的胃，她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万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
由于她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她的公司后来成了美国康柏在中国市场的总代理。到1994年，达因公司向国内客户提供了10万台康柏电脑；1995年，达因又进军房地产市场；1996年，达因集团显示器生产厂建成，每年出口达1亿美元，内销两三亿人民币。如今，达因公司已经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
她就是当年那个女孩、达因集团公司总裁张璨。
如今张璨身家1。2亿美元。在2000年《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她列第23位，她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是十大富豪中唯一的也是最年轻的女性。眼下，学生味十足的张璨，正坐在北京建达大厦24层办公室里，她的办公桌上，12岁的女儿正在相框里以各种姿态冲你微笑，而花瓶里那一束火红的玫瑰正肆无忌惮地怒放着，这是她的先生阎俊杰送给她的。
记者问张璨成功的奥秘,她平静而饱含深情地说：“我记住了小时爸爸说的,伤口处能开出奇异的花朵,放出光芒！生命因挫折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