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的胆子很小，夜晚不敢出门，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往庄稼地里钻。母亲曾多次质问我：“你到底在怕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母亲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怕人！因此人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相信母亲说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怕。
因为文学，我的胆子终于大了起来。有一天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从窗口射进来。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门，沿着村巷，爬上河堤。明月当头，村子里一片宁静，河水银光闪闪，万籁俱寂。我走出村子，进入田野。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这辽阔的田野、茂盛的庄稼，包括这浩瀚的天空和灿烂的月亮，都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我感到我很伟大。
我抬头望月亮，低头看小草，侧耳听河水。我钻进高粱地里听高粱生长的声音。我趴在地上，感受大地的颤动，嗅泥土的气味。我感到收获很大，但也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
我连续几次半夜外出，拂晓回家。有一次，我听到母亲对我妻子说：“他从小胆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现在胆子大了。”
很多次被人问起文学有什么作用的问题，现在我会这样回答：文学使人胆大。
真正的胆大，其实不是杀人不眨眼，也不是视死如归，而是一种坚持独立思考、不随大流、不被舆论左右、敢于在良心的指引下说话、做事的精神。
在那些月夜里，我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我体会了找灵感的感受。我第一次感受到灵感的袭来，是在1984年冬天我写作《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那天早晨，红日初升，天地间一片辉煌。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女子走过来，她手里举着一柄鱼叉，鱼叉上叉着一个闪闪发光、似乎还透明的红萝卜……这个梦境让我感到很激动。我坐下来奋笔疾书，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小说的初稿。后来，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读到一段话：“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潭边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街道上白雪皑皑，路边的水潭里热气蒸腾，黑色的大狗伸出红色的舌头，舔着热水。这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是一段旋律，是一个调门，是一个叙事的角度，是一部小说的开头。于是我就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只纯种。”这就是《白狗秋千架》的开篇。
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去书店买书。我的想法是，书里总是能找到一个好句子，而一个好句子，很可能就会引发灵感，由此而产生一部小说。
获得灵感的方式千奇百怪，因人而异，而且可遇而不可求。一部好的作品，必定是被灵感之光笼罩着的作品。而一部平庸的作品，是缺少灵感的作品。我们祈求灵感来袭，就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像预防肥胖那样“管住嘴，迈开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夜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