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网络上有一场关于代笔的争论。我不写微博，觉得那活儿琐碎且浪费时间，但也经常看一下网上的热点事件，觉得有意思，甚至有趣。方先生是一个较真的人，他发现一个神童故事有了瑕疵，便下定决心要弄明白这个神童的成色有几分。韩作家也有趣，别人一说他代笔，便亮出手抄的原稿来，证明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品”，绝无代笔。其实在今天，什么都可以造出来，何况手写的“原稿”。我不想就此争论说三道四，有人不相信神童，有人坚持当韩粉，都无大碍，只是让我想起“代笔”其实是久有传统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前，邮电局的门口，有人会摆一张小桌，支一面小招牌，上面写着“代笔书信”。那时候，文盲不少，收到了亲人从外地寄来的信，就有了读与写的问题。潦倒的读书人找不到其他工作时，便以代笔书信为生。上学时，路过邮局，见到代笔者为大爷大妈们写好了信，还会认真读给他们听：“吾儿，来信收到，家里都好，望儿在部队听领导的话……”用的是第一人称，这是正味的代笔。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工厂被借到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除了接待作者，编稿退稿，还要为工农兵作者改诗。那时天津有个小靳庄，写诗出了名，于是，全中国都在发表农民写的诗。根据我的经验，不少的农民诗都经编辑“代笔”。比方说，一沓子诗稿，只有一句“诗歌本是土中埋”还像句诗，那么，我就再加几句：“我用锄头挖出来。汗洒大地粮满仓，情谱稿纸诗花开。”然后交领导审定，用那个作者的名字，将这首诗发表在刊物上。这样的诗，有原作者的“基础”，编辑不是全部“代劳”而是部分“修改”，用的又是原作者的名字发表。作者满意，刊物又配合了形势完成任务，“代笔”也就习以为常了。为了写得像民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从古到今的各种民歌集子里。记得1973年《解放军文艺》发了我一首诗《女队长的画》，就是那时学习的一篇作业：“打开门两扇，消息插翅传，女队长的画，要往省上选……”对不起，写得拙笨，以后又没收入集子，后面的句子已经记不得了。
这些年代笔成了一个职业：“枪手”。明星们名气有了，要出个自传，要写点心得，请“代笔”代劳，一笔双赢。没有明星，代笔的枪手写得再好，没有人要他的文章；没有枪手，明星的故事再生动也变不成文章。“代笔”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一个要名，一个挣钱，合作愉快。枪手有各种，代笔也多样，比方说，枪手替大牌编剧爬格子，然后稿费分成；比方说，学生写了论文，导师署名在前联名发表……林林总总，让不少无名的写手找到了工作。
枪手是挣钱的潜伏“代笔”，秘书则是工作规定的职业代笔。我在基层时，也当过几天秘书，领导说出自己的想法，根据领导的指示，写成文章，再经领导同意，就是领导的讲话和发言了，这种文稿如果发表也是领导署名。因为我们明白，各级政府实行集体领导，主要首长的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秘书就是动笔把这结晶变成文字的职业人，无论你的上司是个老板还是个乡长！虽然这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然而也有例外，比方说，有的领导就爱自己动手写文稿，有的领导还有写点诗词散文的爱好。当这些文章和作品结集出版以后，人们就有一种兴趣，探求是领导亲笔创作，还是秘书代笔？这种探求，不涉及法律，也不涉及道德，只涉及真相以及真相后面对一个作者的了解。比方说，有人曾质疑伟人诗词有人“代笔”，对此，我不以为然。要不是老人家自己动笔，哪位有胆把“不须放屁”这种字放进“念奴娇”！
说实话，“代笔”是个有趣的事儿，并不针对哪位人、哪部书。现在走进书店，看到各种名人讲话集、自传集、诗文集，就会有一种走进古玩店的想法：“是他自己写的吗？如果是代笔，会是哪位高手呢？”读书同时鉴宝，品评把玩，甚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