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一个红皮账本，把我的每一笔花销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说：“这些都算你借我的，等将来，你要记得还给我。”我简直是震惊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娘？
我不喜欢她。一直不喜欢。她长得太难看。麻子脸，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袖子擦鼻涕。
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她对我太凶。什么样的芝麻小事，她都能把我吼上一顿。她还常常打我，从床底下抽出竹条子打。别看那竹条子细细软软，落在身上跟火烙了一样。我考试不好，她要打；我砍柴没砍满篓子，她要打；我失手摔碎了东西，她也要打。
有一次她吩咐我到镇上去买花生油，我被人耍了秤，买回来的油少了一两多。她硬是逼着我回去讨，我不肯，她劈脸就是两耳光。到后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和人撕扯起来，我的胳膊都被掐青了。回来后她对我身上的伤视而不见，第一句话就是：油呢？
我总怀疑我不是她亲生的。走了十几里路去问外村的二伯。二伯说：“哪能呢？你二婶亲手接生的哩。”二伯又说：“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是村子里数得着的黄花闺女，一双眼睛贼亮，大辫子油乌乌的，说话声音软得像棉花。可结婚两年后，你爹突然中风走了。祸不单行，半个月后她去山里挖药笋，失足从崖上摔了下来，腿断了，脸上也落得坑坑洼洼。她的脾气，大概就是那时候变坏的……”
我听了有点可怜她。晚上破天荒给她打了一盆洗脚水，可她把盆子“哐啷”一摔说：“一个大男人做这种小事干什么，没出息，还不滚回去写作业！”我只好蔫蔫地出来了。
她唯一给我好脸色的时候是我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她用手一遍遍地摸那成绩单，摸得上面像烫过的衣服，一点儿皱褶也没有，完了还要用糨糊仔细地把它贴在墙上。而且当天的晚饭，她必定会给我做一张肉饼。
我是不在乎她给不给我好脸色的，但我在乎那张肉饼。我不知道爹在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子，反正自我有记忆起，家里的饭桌上就很少见荤。
为了那张肉饼，我念书很拼命。
但初二时，新开了化学课，我一听就犯晕。为了期末考试不考砸，我只好作弊。
我是被她像拎小鸡一样拎进家里的，她“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顺手抄起一把扫帚就打我，打得我后来麻木不知疼，但我没有哭，一声都没有。她说：“怎么不哭？”我说：“我就是不想如你的意。”她气得声音都发抖了：“冤家呀，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后来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天后我爬起来就去了化学老师家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放学后都去化学老师家里补一小时的课，补完课我就去山上砍柴，去捡废品，去帮同学家糊纸盒子，换钱交补课费。她问我要不要她帮，我说：“谁要你的臭钱。”她居然笑了：“好，有志气。”
当然，不管我多么不情愿，我其实还是要依赖她的。我穿的衣服鞋袜，吃的饭菜汤水，交的学费资料费考试费，哪一样不得靠她？她拿一个红皮账本，把我的每一笔花销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说：“这些都算你借我的，等将来，你要记得还给我。”我简直是震惊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娘？我不屑于和她多费口舌，还就还，有什么了不起。
我更加拼命地念书，我可不想一辈子和她纠缠。但事与愿违，高考时我离录取分数线刚好差了一分。
为了尽早离开她，我决定到广州打工。领到第一份工资时我只留下了一百块钱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给了她。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已还债XX块。之后三年都是如此。
第四年公司要实行股份制，每个职工都要交两万块钱入股，不然就视为自动辞职。我回了一趟家朝她借钱，没想到她干脆地说：“不借。你这么大的人了，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我气得连夜就回了广州。因为没钱集资我被迫跳了槽。我没再给她寄过一分钱，写过一封信，打过一次电话。
我终于在勤奋努力中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又结婚生了孩子。她好几次提出要来城里看我，都被我借口忙拒绝了。
可她还是来了一次，就是这次我发现她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耳朵变得有点聋，还咳嗽得厉害。
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她回去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二伯的电话，二伯说：“你娘死了，脑溢血。”
我是一个人去奔丧的。尽管我知道在老家，给至亲奔丧不带齐家人是件非常说不过去的事，但妻子嫌路远不愿意折腾，孩子马上要期中考试，我也就没有勉强。见我是一个人，二伯有点惊讶地张了张嘴没出声，二婶却不满了，当即说：“到底不是自己生的，养不亲。”
她的声音不大，落在我耳里却像惊雷。
她真的不是我亲娘。娘生我时大出血，我一落地娘就没了。做货郎的爹带着我到处漂泊，到了她的村子，她一见我就喜欢上了，天天往爹跟前凑着要跟我亲热。那时候她还是黄花闺女，整个村里数得着的黄花闺女，一双眼睛贼亮，大辫子油乌乌的。
我疯了似地摇着二婶的手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一直瞒着我？”二婶说：“她结婚时就和你爹说好了，一辈子不生娃，把你当亲生的带。为了这个他们还离了各自的老家，搬到现在这个谁也不知道他们底细的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