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7岁上大学,立志当个驴友。那时候我一个劲儿往西北跑,唯恐跑得不够远,那个年纪,总觉得自己活得很单薄,没内容,跟个贫乏症患者一样,出远门成了方法之一;那时候的火车是绿皮火车,有快慢车之分,慢车是烧煤的,特别慢,你站在车门上盯着一棵树看,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那棵树可能还在视野之内。
我还喜欢骑着自己从女生宿舍停车区捡来的24寸小女式自行车到处跑,跑遍了上海周边。江南的春天,多少马路烟雨中,那些细长的直立的农家小楼,基本上竖立在田野之上。想去看海,就去太仓,想看长江,得去宝山。至于松山,有一栋礼拜堂,诸如此类。到了大假期,暑假,我的目标就变得远一些,去西北诸省,去西藏。坐火车,换汽车,跟个土拨鼠一样想尽办法。
那时候的火车车厢内充斥了各种味道人的体味,被褥的馊味,行李和食物的杂味。去厕所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即便去了,厕所里也污秽不堪。坐完一段长途,鼻孔和脸上全是煤灰,而且每一站,即便是非常小的小站,也会停很久。夜半,我喜欢下去在那些不知名的小站上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风光,在站台的流动小卖摊上买个茶叶蛋或玉米。
要躺在卧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为了省钱。所以,我会带块塑料布,夜里实在困得不行,铺在座位底下,钻进去。我们大学有个古怪的老师叫骆玉明,他说自己整本《史记》都是在火车座椅下躺着看完的。我没那么用功,躺在里边主要为了把身体放平,好好睡一觉。火车是最佳催眠椅,那种咣当咣当的声音后来被用作催眠用的声音之一,跟雨声、海浪声和溪流声一起。
又一次,从格尔木坐长途汽车到西宁,我途中上了个厕所,女厕所排长队,我最后一个上,出来后还不紧不慢地去买了包口香糖,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车开走了。行李都在车上,追车追到气都喘不上来,我只好搭上另外一辆吉普车,去往西宁,深夜才到。家住西宁的大学同学一直等在车站,我们一起去汽车站取了行李,跟他一道回家。他家里有五个姐姐,大家住高低床,我住在上铺,同屋是他的五个姐姐。西宁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如此,整个城市像是在一张窄窄的、悬空的床上。
那些年,总是在路上,总是怀着清晰的念头,要去更多没去过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太多要连夜出发的目的地。躺在家里,觉得可以缓一缓再去,每年固定有个时间,去个够。这个过程与转化,是非常微妙的,中间的转折点没有一个具体的点,不是哪一天,我顿悟了。
生活给予我各种教育,但在路上的教育是最丰富的,那些偶然遇到的人,那户收留我的农户,那个一起住在小招待所看《巴顿将军》的小朋友,那些无所事事只是在小镇上闲逛的时间。
有一回,我写道:“我知道,有些路途,它活在心里边,即便经历时间,泥泞不堪,但一直在,而且在得更长久,更无可辩驳。”是啊,那些奔波动荡的时光,让我面对任何定居期的更深层次的动荡,有了一个好的内心的坚韧配置,至少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