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蓓蕾想到了最坏的结果，遇人打劫，就放弃所有东西，只顾保命。他把一百块钱用力地折了两下，塞进了袜子里，如果遇到抢劫，这将是最后的救命钱。
历时13天，行程3700多公里，搭了25辆顺风车，从南京到乌鲁木齐，没花一分钱。当同学们还为一张回家车票发愁时，这名南京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以免费搭车完成了一次刺激而温馨的“春运”之旅。
看名字，以为是个女孩子。然而，他却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帅小伙。短发、瘦脸、小眼，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见人就笑，两眼自然地眯成了一条缝。
一切均源于一部名为《搭车去柏林》的纪录片。片中主人公从北京出发，只依靠陌生人的帮助，搭车88次，最终抵达柏林。去年9月，胡蓓蕾看后难掩兴奋，其中一句话便刻在他的心里：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看《搭车去柏林》之前，胡蓓蕾就已经成为那种“想做就做”的行动派。这部电影，不过是催生了他另一次行动而已。
2010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圣诞节。他出发了。
从南师大出发，坐公交车到312国道，他计划当天至少要到合肥。沿着国道，他边走边拦车，走了半个多小时，进了路边一座加油站。他预想，加油站应是搭车的最佳场所。他把搭车回乌鲁木齐的想法告诉大车司机，司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没人愿意拉他。一个司机甚至劝他，用学生证买张半价票，用不着这么辛苦。
同龄人都不能理解的事，更无法向陌生的司机解释。胡蓓蕾背着红黑相间的登山包继续西行。两个小时后，他不死心地又钻进了一个加油站，仍然没有结果。
继续徒步前进。他还在不停地招手，“难道在中国搭车就那么难吗?”三个小时后，胡蓓蕾有些不堪重负。他的背包有50斤重，里面有衣服、食品、帐篷和一双解放鞋。他怕路走得太多，磨坏了脚上这双绿白相问的新板鞋。
包里还有一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本书承载着他的梦想，他期待搭车的经历，接触有趣的人，听到离奇的故事。书里的经历那样轻松，怎么在中国似乎就无法实现?
这时，他看到前面停着一辆正在检修的卡车。他凑了过去，对正修车的师傅说明来意。师傅将信将疑地让他坐进了驾驶室。师傅后来解释说，当时看他满头大汗，学生模样，不像坏人。
在合肥文集高速服务区，他相中了一辆奥迪车。展开招牌式的微笑，胡蓓蕾上前搭讪。没想到，奥迪车主犹疑了一下，查看了他的学生证后，居然让他上了车。
寂寞的旅途，狭小的空间，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寻找温暖的交流。事业有成的车主跟胡蓓蕾谈起了心事，虽然成功，但他仍然觉得缺少朋友。胡蓓蕾则用自己的大学经历交换。
当听说胡蓓蕾是学电气工程专业并即将毕业时，车主马上打电话给做电气工程的朋友，为他推荐工作。分手时，他给胡
蓓蕾留了一张名片和一句话：男人就要用事业武装自己。
这名叫孙宏刚的车主后来回忆说，和胡蓓蕾在车上共同度过的5个小时使他感受颇深。“我觉得这孩子很有闯劲儿，现在这种有想法、有行动的大学生太少见了。”
在信阳服务区，他搭上了一辆重型卡车。两位司机轮换开，他也很快与他们熟络起来。司机们也毫无戒备地向他倾诉，一个不停地痛骂着罄竹难书的老板，另一个适时作着补充。
感同身受后，胡蓓蕾非常理解卡车司机的辛苦。他形容坐卡车是“全身都不舒服”、“浑身都痛苦”。在从信阳到西安600公里的路上，他搭乘一辆拉起重机的载重卡车，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整整十个小时，只在午饭时间短暂休息了20分钟，下车后他整个人几乎散了架。但相比起其他社会车辆，卡车司机又是最好说话的，尤其在人烟罕至的地带，见到招手，卡车司机都会把车停下。
卡车司机可能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之一，不过司机们大多阅历丰富，待人坦诚。
大概是驾驶生活很枯燥，大车司机个个都有倾诉的渴望，谈论吝啬的老板和太低的工资是他们永恒的话题。
一位司机告诉胡蓓蕾，他们不是不想带人，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还怕发生意外要负担责任。
这似乎也是在中国搭车难的症结。
搭车之余，胡蓓蕾有时也能帮上忙。在西安时，他拦住了一辆面包车。听了他的解释，车主并不想带上他，但也并未立刻开走。胡蓓蕾发现车里的七个人似乎为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这辆坐满维族老乡的中巴车还是接纳了他。上车后他才发现，乘客中只有一个人会讲蹩脚的汉语，维族司机似乎也看不懂汉语路牌，他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向导。
2010年12月30日，“转”了8次车后，胡蓓蕾到达兰州。行者的落寞，对于一名23岁的年轻人或许有点残酷。在兰州的一个小招待所里，他买了花生和啤酒，独自庆祝。“这是路上第一次感觉到孤单。”
13天中，胡蓓蕾很少住宿，大多在高速服务区的大厅里拼凳而眠，还睡过一次帐篷。饿了就吃些随身带的压缩饼干，泡上方便面，出发前再把水壶灌满。
简陋的跨年夜之后，他迎来一路上心情最差的一天。在青海收费站，他手拿地图不停地挥手，三个多小时都没拦到一辆车，以至每有车辆缴费时，工作人员都会热心地帮他问一句。
其实，在国外，搭车并没有这么困难。乘坐顺风车的方法因国而异，在美英等国只需举起一个拇指，在一些南美国家是手背向车，伸出食指。而在中国，却没有明确的规则，不停地挥手，有时是搭车，有时是求救，有时，可能是阴谋。
出发前，他预想在西部搭车会比东部容易。因为民风质朴，人们更愿意以提供帮助获得满足。事实正好相反。胡蓓蕾发现，发达地区的人虽多疑，但还能理解他的行为。西部人似乎就觉得难以理喻，大多张口就要报酬。
在青海收费站拦车的三个多小时里，胡蓓蕾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我是学生，没有钱。”但还有一位司机以为是自己搭车费要得太高，曾两次停下来，跟他讨价还价。
不过感动都发生在最后。在“世界风库”瓜州，这个身高一米八仅60多公斤的男孩站在风中飘摇。一位司机滑行100多米将车停下，摆手让他上车。胡蓓蕾后来回忆说：那一声刺耳的刹车是他听到的最美妙的声响。
父母知道儿子的“壮举”后怒不可遏。他们都是生意人，不太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付陌生人。弟弟则给了他一个“中肯”的评价：“哥，你越来越二了。”
漫长的旅途后，胡蓓蕾归纳出四点搭车心得：脸皮足够厚；心理承受能力强，不怕被拒绝；会陪司机聊天；带几张明信片送给司机。
有人认为，胡蓓蕾此行或许可以成为一次检测中国人的信任感的行为艺术。他本人并不赞同。“不是每件事都非要有意义。”他说，他从一开始就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搭我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他在博客中写道：25辆车子，无数的好心人，是你们让我相信在自己的天空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如果真心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来帮你。不要让你的想法永远只是个想法。
胡蓓蕾有一本中国地图册，每去一个地方，他都会事先撕下来，带在身上。如今，他有一个梦想，在26岁之前，把这本地图册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