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她还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她多方询问后，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这儿曾被人称为“隐形的村落”。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村子里，张平宜看到，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这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里总该有所学校吧?”
唯一的小学，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学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早已被盗。这里挤着七十多个学生，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
2002年，正如她承诺的那样，崭新的教室已经在大营盘落地生根，而这个台湾女人的命运，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2003年起至今，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在海峡对岸开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
起初，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最朴素的母性”。但是现在，她的长期愿望是：“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
她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一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下辈子什么都不做，只要做个有钱人。”这个此前从没经历过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齿”地说。
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上了新教学楼的“监工”。每一天，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因为学校没有厕所，这个有点洁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内急，就小跑半个小时到邻村，借用“猪圈隔壁的厕所”。
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比如依伙克古，只有五岁，是学校里个头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他喜欢上学，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这个22岁的年轻人，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像依伙爸爸这样的“超龄小学生”在校园里并不鲜见。甚至在2005年之前，这所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
因此，与家长“抢孩子”，就成了张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大营盘的时间里，只要发现一个孩子消失，她就会跑到对方家里，“胁迫恐吓那孩子回来读书”。
阿被拉且曾经消失过。这个彝族男孩读完一年级后就回家放羊。直到学校重建，这个14岁的男孩才开始读二年级，他在这儿小学毕业，又在县里读完中学。现在，24岁的阿被拉且在青岛的工厂工作，小时候那个“只敢傻傻看着的张阿姨”，如今已经成了朋友，他们常认真地分享心事。
对于张平宜来说，那就是“我的孩子”。她喜欢和孩子们亲近，只是，“只要稍微接近，就会被跳蚤咬六十多个包”。这个年轻时颇有些“王祖贤味道”的女人，如今腿上布满了跳蚤留下的伤痕，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
从洗脸、刷牙、洗澡开始，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保持个人卫生”。一个电视记者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如果农户家里有两把牙刷，那这两把牙刷肯定属于两个上过小学的人。
可是，一旦抛开孩子们带来的成就感，张平宜面对的总是非常具体的困境。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几年前，当地政府在这一带山区修建了引水工程。不过，大营盘是这条水线的最后一站，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有时，一头牛踏过去，或一个口渴的人截开水管，都可能给学校带来“停水灾难”。
有时停水要长达一个星期，学校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张平宜“就坐着小马车去邻近的村落运水”。
不过，就在2010年，张平宜从台湾请来了一个水利专家，甚至从遥远的对岸运来“一根根水管”。他们用了将近五十万元人民币，在荒山上建成了一个个水窖，如今，就算停水，他们也可以在三天的时间里自给自足。
在这个村庄里，因为大营盘小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邻近的孩子都会到这里求学。眼下，这座曾经“快要撑不下去的小学”，已经有了一百多个毕业生，13个公办教师，他们有着整洁的教室和食堂，甚至还有村里的第一栋公厕。
但问题远未完结。小学毕业后，孩子们必须每天走路三个半小时去县里读中学。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他们的住校请求不能被批准。张平宜咬咬牙，“好，那么我就来盖一所中学。”邻县的县长同意批给她一块地，但当她兴奋地带着从台湾募集来的钱款回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时，前任县长已经调离，新任县长拒绝了批地的请求。这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大哭了一通。
当时间推移到2009年，为了解决麻风村子女的入学问题，四川省扶贫办在大营盘小学的校园内，用260万元盖起一座气派的中学。张平宜和她的同事们兴奋极了，为了迎接新中学的到来，他们翻新旧教室、绿化花园。
可直到现在，那所中学仍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也没有一个学生。当地教育部门迟迟没有派驻老师，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为了求学，仍然不得不每天步行三个半小时。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很少有孩子能够坚持读完中学，“走路又远，功课会跟不上，还常常被同学歧视和欺负。”最让张平宜难过的是，愿意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正在逐年减少。为了给孩子们找出路，她又“强迫”在青岛开办工厂的弟弟，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
“我的十几年青春，就这样献给了这里。”她感叹道。
一个曾经去过张平宜台湾的家里做客的朋友还记得，她的家是一栋四层楼的山边别墅，家中有一个用人。这个有着很好艺术修养的女人，“把家里的每一处都布置得很优雅，过着优越的生活”。
只是，原来那些“逛街、喝下午茶的日子”，如今只能放在记忆里了。这个在台湾不曾下过厨的太太，已经能在大营盘给一百多个孩子做午餐。她甚至将咖喱、麻油鸡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尝过的食物，带到了大山中的食堂。
但这个“女强人”也偶尔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有时候，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她只有请朋友抽烟斗，“借助慢条斯理的烟草气息，放松濒临失控的情绪”。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经衰弱，常会失眠，她的手袋里总塞着几包松弛神经的药物。
许多台湾朋友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疯子要跑到一个山坳坳里的麻风村，去吃这样的苦”。但对这个女人来说，在这片大山里，她似乎背负着某种使命，“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无法掉头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