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我在本溪县光荣院采访抗联老人从茂山，问他认不认识赵明山，他俩都在一军军部机枪连干过。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都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
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3号掩护”、“4号冲锋”，都只叫号数。士兵的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刘连长”、“王指导员”、“马副官”、“韩团长”等等。
为的是防备奸细、叛徒。不然，出个叛徒，一个连的情况敌人差不多就都掌握了，连家人也跟着遭殃。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只能出现在中国东北抗联。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一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即使统计表里所谓“知姓名者”，“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东彬”、“小队长”，“金队长”、“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无论编不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牺牲最多的应该是属于统战部队性质的义勇军和山林队，比如二路军序列中的姚振山的义勇军和王荫武的救国军。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救国军总指挥）退入苏联境内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他们与抗联五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
后来的相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而在当年的五军、二路军的文件中记述还是比较多的“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有很深的群众影响”、“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姚振山的义勇军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600余人全部战死，留下姓名的只有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最终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像姚振山一样，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有的兵还未穿上军装、还未拿到枪，或者还未学会射击，就投入战斗，就牺牲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手的装备都是更好甚至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装备，而且相当长的时间里，数量也占优势。又由于有政府、没政府，以及根据地的得失，许多人看到红军、八路军来了，就跟着走。从兵员征集开始的诸多非正规性和不确定性，无名烈士多，也就顺理成章了。
就无名烈士的比例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东北抗联应是最高的。白山黑水间有许多烈士陵园，却极少有抗联烈士的坟墓，许多时候连用手捧座雪坟的机会都没有。没人知道他们忠骨何处，只有大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