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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从复旦到北大

青年文摘 日期:2021-1-29

上课铃响,复旦大学“古典诗词导读”的课堂里挤进来一个男生,他背着双肩包,找到教室中间的一级台阶坐了下来,拿出一个厚本子放在膝盖上,腰杆笔直。

在这个课堂上,他的身影并不陌生,每节课准时出现,一节不落。从哲学系张汝伦老师、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到管理学院谢百三老师,只要是在校内很“火”的课堂上,一定能看到他。

他叫樊羽,原是深圳某大学的本科生,18岁决定休学到复旦旁听。两年间,从复旦到北大,他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教育。

我怕学习热情会消失

两年前,樊羽考入深圳一所大学,专业与金融相关。他的数学底子不好,被调剂去学数理统计,有些头痛。咨询了学长后,他发现,在这里读到毕业,工作后的薪水扣除深圳生活的高成本以后,所剩无几。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他的厌学之心更重了。

“最可怕的是,上了大半学期课以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学习了,上课和考试都可以敷衍,看不到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热情慢慢没有了。人应该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的,但是如果现在就觉得学习是件痛苦的事,那毕业以后肯定也不会自己找书去读了。”

看着室友打游戏、坐在课堂上发呆,时间匆匆而逝,他想逃走。在上海转过一圈后,他决定去复旦旁听。当被问及做决定时是否纠结过,他说:“没有纠结,你觉得别人为什么会纠结?”

樊羽的小学和初中同学知道他的选择后,一点也不诧异,觉得这就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每次老师提问,如果大部分同学都选A,只有两三个选B,他一定是那两三个之一,“错的那两三个,是我;对的那两三个,也是我。这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的就是那么想的”。

从小父母对他的管教相对宽松,几乎每个假期他都不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记得有一年放假,他想起家里曾来过一个叔叔,住在他没去过的城市,就跟爸爸请示要去他家玩,后来联系了一下,就去了。

能出来“游学”,樊羽最感谢的人就是父母,他们在经济上支持他,容许他走自己想走的路。虽然妈妈始终有些担心,但爸爸和姐姐坚决支持:“男孩子就是应该出去闯闯,见见世面。”

只听名师的课

在上海和北京,他都租房住在学校附近,每月600块钱,但是北京的住宿条件更差些,三四个人挤在15平方米的隔间里虽然家庭条件还可以,但樊羽每月的生活费控制在1500元左右,和普通在校大学生差不多。

初到上海,他只认识姐姐在复旦读研时的一个同学,她向他推荐了哲学系名师张汝伦教授的课。“一听,真的很好”,接下来从“国学概论”到“四书精读”,他连着听了张老师3个学期的课。

像这样一个老师的课听两学期以上的,在樊羽的课表中并非独此一例。还有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哲学系王德峰老师,前者讲“古典诗词和魏晋风度”,后者讲“哲学导读和大学精神”,樊羽都听得很投入,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复旦,长期旁听的人大都会对人文学科某些老师的精彩授课有无穷的兴趣。樊羽在课堂上会经常遇到另一个旁听生董健,他是复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工作几年后,辞职回来旁听,只学历史、中文等人文学科的课,到现在已旁听多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埃及旅行。

旁听生们在逃离了学分功利化的土壤后,希望在人文名师的课堂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沉淀和满足。这些极少数的主动求学的“游学”者,作为一种提醒的力量,给校园内为了文凭奔波的“大多数”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冲击和反思。

从复旦到北大,都有很多知道樊羽的经历后愿意帮助他的学生,“他们觉得,嗯……用他们的词,是‘羡慕’”。

在朋友的推荐下,樊羽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课表,哲学、中文、历史、经济、管理、政治……什么专业的课他都有兴趣去听,只要老师讲得好。每学期,他固定去听的课程有10门之多,还有六七门偶尔去听,连双休日都排满了。两年下来,如果算学分,他已经可以本科毕业了。

同时,他也积极地去参加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讲座,业余时间排得很满。到北大后他也依然如故,参加社团活动,沉醉于北大百年讲堂的话剧和音乐会中,临走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刚买的孟京辉的话剧票。

当然,“旁听”他也有自己的重点。

到北京后,樊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哲学、国际政治和企业管理上。“我喜欢学企业管理,因为觉得这个最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自己去实践;我家是做生意的,学这些也可以帮到家里。”

他也喜欢听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包政老师的课。包老师被誉为“经管类咨询师第一人”,读MBA的学生都抢选他的课。包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让始终对管理感兴趣的樊羽受益颇多。

旁听生的江湖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旁听生就是北大校园内的一个常见群体。任继愈先生曾这样回忆老北大的旁听生:“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老北大旁听生的名气甚至不在正规生之下,比如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柔石等。

如今在北大旁听的人数,仍远多于其他高校。比如在周其仁老师的课堂上,旁听生就占据了大半个教室。旁听生过多在校内也引发了诸般争议,一方面,他们抢占了校内有限的教学资源,以至于在校选课的学生没有座位,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旁听生的素质参差不齐,樊羽就曾看到在周其仁老师的课上,两个旁听生争执起来,甚至摔杯子,让周围同学十分惊诧。

在这种情况下,旁听生难免有时会受点委屈。樊羽在人民大学听一门商务类的课时,老师管理严格,不允许旁听,当众把连他在内的几个旁听生赶出了教室。后来他们还想浑水摸鱼再试试,但都被认了出来,被赶了几次以后也就死心了。

在这两年中,樊羽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旁听生,有考博考研的学生、跨专业的在校生、学校周围上班的白领们,还有像他这样出来“游学”深造的。

让他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她出生在书香世家,父母都是教师,从小教她读书,学习“十三经”“二十四史”。她拒绝高考,高中毕业后开始了在北大专听国学的“游学”生涯。

这个暑假以后,樊羽就要结束自己的“游学”生涯了,接下来该怎么走,他没有太多计划。

如果妈妈坚持认为本科文凭是重要的,他就回学校去把学业完成,虽然他自己觉得没这个必要;如果家人允许,他想四处走走,看看以前的朋友和同学,要是他们的工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留下来上班。

“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不是说能力很强,而是能养活自己、照顾家人,就够了,没必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或者说被工作困住。”至于投简历、笔试、面试这些普通大学生找工作的流程,他从来没觉得和自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