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征服马鲁姆火山，需要先征服当地的土著人。否则，他们会送给我们飞镖、利剑，最后把我们的尸体扔进火山里。”飞抵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准备向马鲁姆火山进发时，我们的向导、法国人帕斯卡撂挑子了。
作为世界上最活跃的两座活火山之一，马鲁姆火山是瓦努阿图人的圣山，我们得到了瓦努阿图最高行政法院和文化部的同意，可以登山并进行拍摄。但通过火山下的安布里姆岛上土著那一关，还得靠我们自己。
瓦努阿图独立于1980年，之前的150多年，这片岛屿群一直被英、法两国殖民。因此，独立后，土著们依然很痛恨白人。帕斯卡帮我们联系了在安布里姆岛上的另外一个向导乔伊斯。此人是当地土著的首领，岛上的一切生杀大权全由他掌控。
以烟相待，以诚相待
我们租了三架飞机，两架固定翼飞机负责把我们和行李送到安布里姆岛。一架直升飞机负责从安布里姆把我们送到马鲁姆火山上。
到了安布里姆岛，直升飞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还有土著。村子一下子就亮堂了起来，无数火把点燃，还有灯。我们见到了乔伊斯一个30多岁的中年汉子，穿着一身户外运动装，完全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样子。但除他之外的其他人，部分上了年纪的套着短裤，剩下的全都光着脚、戴着草帽，用树叶蔽体。我们带着微笑将从中国带来的小礼品送给他们，他们并不感冒，一个老者走到我面前，跟我比划，意思是问我有没有烟。在安布里姆，烟是奢侈品，跟他们并肩抽着烟，友好的关系很快建立起来。
第二天，六个人上山，我、梁红、魏凯、曾乔、向导乔伊斯和他的助手。
飞机低空飞行，一座座山头像浓缩的3D地图一样，忽高忽低，特别壮观。靠近火山的时候，天气变了，这是火山带的独特气候，多雨、湿度高、雾气大，迷迷茫茫一片。直升飞机着陆费了点儿工夫，走下飞机，到处雾气腾腾的，我们仿佛在云里。
我和梁红走到马鲁姆火山的边缘，一阵风吹散了山口的浓雾熔岩翻滚，炽焰沸腾，鲜红耀眼，仿佛太阳的一块脱落在了这里，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梁红泪眼婆娑地说：“这是我30多年以来，见过的最美、最震撼的大自然景象。这趟火山之行，已经圆满了。”
乔伊斯的部落称马鲁姆火山为天堂入口，如果有人在这里死去，灵魂会通过这里，进入到天堂。山下部落历任酋长的遗体都被送进了火山里，包括他的父亲。
在一种“神圣”的氛围中，我们打开装备、支帐篷、扎营……下雨了。查了一下天气，台风来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备受折磨，帐篷的支撑杆全折了，雨几乎就是横着飞，子弹一样射在身上；装备箱被吹得往高处滚……如果太冷了，我们就钻出去，把身体往火山口里边探一下。连续四天，我们的身上都没干过。
第五天，雨势转弱，物资储备耗得差不多了，即将弹尽粮绝，要进入马鲁姆火山，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经过一番勘察，我们确定了下降路线先是一个80度左右的斜坡，100米左右；接下来是一个绝对直角的垂直峭壁，再下面又是一段斜坡，然后经过一个负角度降到马鲁姆火山里面400米的地方，靠近熔岩湖。
路线确定后，我们开始制作锚点，弄好一切，天也黑了。乔伊斯找到我，说：“我不希望刚交到的几个中国朋友，因为这次下火山而出现意外。”这些天来，每顿饭我们都让土著兄弟先盛，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尊重，也回馈给我们真诚。
“我不是疯子，也不是傻子，我相信我能下去，也能上来。”我对乔伊斯说。
新西兰人杰夫·迈凯里跟马鲁姆火山较了十几年劲，三个月前，终于下去了。他有句名言：人生要么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要么是平淡如初。
生死一线
行动的那天，天气依然不好，但至少没有下雨。所有的摄像设备，全被前几天的酸雨腐蚀了，11台摄像机，九台报废。我套上防护装备，除了防毒面具，还有三层防护服。最里面是陶瓷纤维防护服，中间是石棉纤维防护服，最外层是铝箔防护服。如果没有这些，在离熔岩湖100米的距离，人最多只能待十分钟。还有一个特别定制的一个上升器材，那种悬崖峭壁，爬上来不现实，如果靠上面人拉，我能被岩壁上尖锐的石块撕成碎片。
第一次试降失败了，但还来不及伤感，我们就等到了又一个坏消息第二波台风将在后天早晨到达。时不我待，我生命中最严峻的一次挑战时刻，到来了。
第一个100米还算顺利，但下到那个垂直峭壁时，通讯断了。攀岩或者岩降，最怕两件事：绳子断了、通讯断了。绳子断了马上死，通讯断了等会儿死。
酸雨又开始稀里哗啦地下来，雾气越来越浓，什么都看不见。我在绝望中等了一个小时，对讲机里终于有声音了，原来是酸雨导致了通讯故障。后面没有再出大问题，五个小时后，我到达了此次征服马鲁姆火山的第一个目标位置下降275米，这也是我的最低要求。
俯身往下，跳动的马鲁姆火山就在我眼前。隔着厚重的防护服，我的肌肤也能感受到它的热情。沸腾的岩浆翻滚着，透着要吞噬一切的霸气，要钻到人心里去。眼前的马鲁姆火山，像有魔力一样，牢牢攥着我的心，让人不舍再离开，但在某个瞬间，我突然感到一阵窒息。防毒面具在酸雨中浸泡间太长，有点儿失效，一阵酸雾上涌，感觉全世界的氧气都被抽光了。我放弃了继续下降，因为，绝不玩命。
回到火山口的地面上，同伴捏着一段保险绳给我看，它已经被岩壁磨损得只剩一发相牵。还有那些金属的绳套、锁扣，都已经被酸雨腐蚀得变形了。如果我选择继续下降，可能就真的跟马鲁姆火山终生相伴了。
第二天，台风如约而至，无法搭乘直升机的我们只得跟着乔伊斯步行下山，“我让部落里的人上来帮你们搬行李，”他说，要知道，这本不是一个向导的义务。
我们整整翻越了九座山，还蹚了好几个水坑，终于走出了火山覆盖的地带。眼前，是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参天古木，遮天蔽日，两边生长着从未见过的植物，还有好听的鸟鸣婉转。找了片空旷地休整，阳光穿过树丛照射下来，八天里我们第一次晒到太阳。
乔伊斯爬上一个高地，开始唱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爬到山顶看到烟雾升起，就勇敢地拥抱我们的生活，拥抱我们美好的生活。”土著人独有的醇厚嗓音，淳朴的歌词，很动人。
在上个世纪瓦努阿图人民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乔伊斯的父辈们也都曾去主要城市参与运动。国家独立后，政府给他们分配了一些资源和土地，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们只需要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生活在那里，守护那里。
回到安布里姆，帐篷、绳索等村民用得着的东西，我全都留给了乔伊斯。离开时，从直升飞机上俯瞰安布里姆，就像阿凡达的世界我们在这里见证了生死相依，我还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