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怀疑人生的孙恒主动从开封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岗位上离开，出去流浪卖唱。全国范围的游走使他遇见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打工者，他看到他们的艰苦，听到他们的辛酸，颇受触发，转而为他们写歌、唱歌，写他们的故事，唱他们的心声。
“我突然慢慢地感觉到我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分子，找到了归属感。”孙恒说，“这个时候我就踏实了，觉得不再孤单，身边有千千万万的人跟我一样。我就想我能为我们自己做点什么？”
城市化进程把3亿之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进了他们曾经幻想的“天堂”，最后发现现实和想像原来根本就是两回事。他们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们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可是那种传统的有关埋头苦干就一定能成功的说教，在他们那里，苍白无力。对于年轻一代的打工者来说，在日益割裂的城乡差距中，物质生活的贫乏不是最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贫乏才会将他们推向无望的深渊，富士康那一个又一个跳楼的年轻人莫不如此。
融入这个群体之后，孙恒的人生道路变得明确起来。他去打工子弟学校当志愿者，教孩子们唱歌。他组织工人演出队到工地演出，为工人兄弟们带去“过年一样”的欢乐场面。面对场场爆棚的情景，他体会到了，“其实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越需要精神上的鼓舞，穷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欢乐，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
蜂拥入城的劳动者将自身的工具属性释放到极致，但在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下面，他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煎熬。人各有根，根即是依归。人际网络、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根上的。离土不离乡，流动人口是失去根的群体，他们的社会人际无法随时空转移。进入城市，就是一种陌生的切换，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接续不了。
最开始，孙恒对此毫不了解。他和几个具有文艺特长的工友自发去工地上演出，图的就是能够与大家共欢乐。可是每次演出后工友们都会将他们包围，提出各种诉求：被拖欠工资怎么办？想看书、学电脑怎么办？孩子上不了学怎么办？这些问题让几个无可奈何的青年人感到尴尬。
孙恒回头和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在城市里为打工群体建立一个“家”。2002年，北京工友之家就这样成立了。在这个属于打工者的社会支持平台上，他们办互惠商店、办学校，在物质生活上作自己动手、自救自助的实践，他们同时展开了精神生活上的建设，开辟新工人剧场、办工人文化艺术节，没有人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他们就建立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打工群体的弱势，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些流行的文化形式，在孙恒眼里显得“越来越空洞”，与打工者、底层劳动者的需要相脱节，返本归源，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自里而外地推动工人建立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相较于那些体制内文化机构生产出来的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这种草根生发的劳动者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它不仅是阶层断裂的弥合剂，更是在我们这个文化沉沦的时代，值得珍视的一种财富。
文化的核心所在，是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对于打工者进行观念上的训练和教育，对促进这一点是有帮助的。比如孙恒他们正在编辑的一部《新工人词典》，就将收集到的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用语加以整理出版，用以反映时代变迁和词语背后的工人的历史文化。这是一种独到的教化形式：词典里的词语完全由工人们自己去解释和表达。为此他们定期设立工作坊进行互动讨论。仅就“农民工”这样一个称谓发起的讨论，他们就组织了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工友参与，结论当然是这个强加的歧视性称谓让人十分厌恶。这种集思广益的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在提升打工者的世界观。
事情刚刚破题，孙恒已经停不下来。今年起，他又推出了个人的“劳动与尊严”全国高校唱谈巡演活动，只身一人带着吉他、口琴，去各学校与大学生们见面交流，试图向他们输送来自这打工者国度的久违的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