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青年文摘 / 麻将:中国人的烙印

麻将:中国人的烙印

青年文摘 日期:2021-11-27

麻将面前,无分尊卑。

近代文人当中,坊问都称辜鸿铭的牌技是“最差的”,因此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而徐志摩的牌则打得最漂亮,他善于随机应变,据梁实秋形容,徐志摩打麻将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谈笑用兵。出牌如飞,牌技超群,十战九胜。据说,那时名家雅士们将麻将作为生活的装点,赢者不饱人私囊,趋餐馆做东宴饮。未参加“方城战”或壁上观者,亦来者不拒,席间觥筹交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名人麻事

梁启超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梅贻琦“看竹”胜率不足三分之一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二册,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年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社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面,做了趣味的统计,而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

胡适怪“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闻一多临阵磨刀舍命上阵陪老外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自嘲脑子迟钝影响麻局节奏

无独有偶,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并不擅长打麻将。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

名人说麻

傅斯年:牌中自有人生哲学

傅斯年曾在《申报一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顺成大事……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著,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徐志摩:麻将,鸦片,男女情爱

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有过一番妙论。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潘光旦:最大特点各自为战

著名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

柏杨:麻将桌上看人品

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儿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儿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