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着，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里去世，他的朋友、亲家（曾的女儿嫁与郭的儿子）郭嵩焘送上这副情深意切的挽联。此时郭嵩焘已罢官回到湖南，讲学于城南书院。挽联的看点是郭嵩焘提到自己对曾国藩所建功勋的贡献：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守制时，是郭嵩焘游说曾国藩打消疑虑，墨绖出山出任“团练大臣”；在曾领兵之初他任曾的幕僚，并建议曾国藩创建水师。
又十三年过去，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殁于闽浙总督的任上，郭嵩焘作为左的同县老乡、亲家（郭的女儿嫁与左宗棠的侄子）和后半生的冤家，郭写了一副挽联：
世须才，才亦须世；
公负我，我不负公。
挽联表达出满腹幽怨，他对左当年不但不帮忙而且参劾的旧事仍难释怀，挽联在家人的劝说下未能送出。郭与左，不但是早年好友，太平天国进入湖南时，两人一起避乱于白水洞，郭力劝左宗棠出山当湖南巡抚的师爷，左的一生事业便从此而起；而且郭对左有着殊恩，当年总兵樊燮告左宗棠的御状，指控他是把持一省军政大权的“劣幕”，咸丰帝几乎要处死左宗棠，又靠郭嵩焘在京活动，不但救了左宗棠，而且让咸丰帝了解左宗棠的才能，下诏加以重用。
郭嵩焘的才华、见識，后世人已有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他对西方科技、政治、经济的了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士大夫。但他一生官场蹉跎，晚年在落寞中死去，比起两位同乡兄长曾国藩、左宗棠死后的哀荣，何啻霄壤之别。
郭不容于当时的官场，当然与他的思想太超前有关系。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性格决定命运，在大清朝的官场里，郭嵩焘远不如曾国藩圆融，不知道掩饰自己，直来直去说真话，对官场潜规则不管不顾，从而成为众矢之的，无法见容于官场。
同治二年，郭嵩焘被任命为署理广东巡抚，总算掌握了一个富庶的大省，可以一展平生抱负。作为一省之长官，有才华有见识的郭嵩焘很快显出其领导才能的欠缺。
郭嵩焘刚刚署理广东巡抚，就碰到一件对他仕途影响很大的“小事”：骆秉章家族控告外姓人盗葬其祖坟地。骆秉章是帮助湘军崛起、平定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人物，无他，曾国藩、左宗棠能否建立那么大的功业，还很难说。此公是广东花县人，和洪秀全是小同乡，年长郭嵩焘21岁，比郭嵩焘早15年入翰林院，是郭嵩焘不折不扣的前辈。
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很重视风水，为争风水宝地而家族械斗的事时而有之。骆氏家族出了骆秉章这么一位高官，族人自然更看重祖坟的风水。同治二年（1863年），广东花县生员邓辅廷在骆氏祖坟不远处葬骨坛三穴“葬骨坛”应该是客家人风俗，被骆氏指为“盗葬”，要抢他们家族好风水，向花县县衙门告状。花县县令并未将此认定为盗葬，也未对邓辅廷进行处罚。
对于“盗葬”的标准，朝廷礼部和广东地方章程标准不同。礼部的更为严格，规定“（墓主）庶人茔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圹志”，而广东地方标准则是“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广东省地方标准宽情有可原，因为广东多“官山”，即不归一家一族所有的公共山地，谁都可以葬坟。如果“盗葬”的标准太严格，一座山葬不了几个坟茔，显然是浪费土地资源。这邓家葬骨坛以广东地方标准而言，离坟心一丈以外，不算“盗葬”，但以朝廷标准而言，却在骆秉章先祖坟茔九步之内，可以判为“盗葬”。
族人自然写信求援于骆秉章，骆秉章便写信请求广东督抚核实查办。骆心里以为这个官司妥妥地赢了，且不说官官相护，巡抚郭嵩焘分明是自己人么。郭嵩焘和左宗棠是亲家、好友，左宗棠当了他多年的师爷；他本人主持湘政十年，保住了一方平安，有恩于郭嵩焘的家乡。而且郭嵩焘只说照朝廷的标准就行了。
可郭嵩焘的做法让骆秉章大跌眼镜，他维持花县衙门原来的裁决。这下彻底惹怒骆秉章，骆干脆上奏朝廷，请求维护朝廷的标准，废除“地方粮票”。一来骆秉章劳苦功高，二来朝廷要维护中央权威。于是下了一道上谕：“着瑞麟、郭嵩焘申明旧例，通饬各属，嗣后审断坟山案件，无论官民，均照例定禁步为限，毋得率以本省定章定谳，以致争端难息，流弊滋多。并着该督抚将邓辅廷盗葬之案，迅即按照定例丈尺核实定拟具奏，不准稍涉回护。”邓家被迫将骨坛迁走。这场官司中，瑞麟站在骆氏家族一边，骆对其大有好感。
郭嵩焘和两广总督瑞麟闹矛盾，也是清代“督抚不和”的常态。但太平军余部还在，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于是朝廷命令左宗棠前去调查。左开始说自己和郭嵩焘是亲家，要求回避，但清廷不允，让他据实奏报，左宗棠只能奉旨而行。
此刻估计郭嵩焘很高兴，心想左宗棠总得站在自己一边，而瑞麟、骆秉章则担心左宗棠拉偏架。骆秉章在给朱学勤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这种担忧：
前闻邸钞令太冲查复瑞、郭之事，弟窃虑之，盖太冲与细侯均籍隶湘阴，且交情最密，或有戚谊亦未定，太冲如此奏复，势所必至。向来湖南人乡情最重，以湖南人参湖南人则有是非，若外省人构讼，未有不护湖南人者。总之，瑞署粤督民情爱戴，郭署粤抚怨声载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德，自我民德观于民心，如此则自有公论矣。
信中所言的“太冲”指左宗棠，以晋代左思（字太冲）指代；细侯指郭嵩焘，以东汉郭伋（字细侯）指代。可左宗棠调查后向朝廷的汇报不但让郭嵩焘难以接受，估计骆秉章也大为惊讶。左一连四疏，直言广东军务的种种失误，皆因郭嵩焘不顾大局，“迹近负气”之故。连老朋友、亲家翁都这样说话了，郭嵩焘还能待下去么？只能罢官走人。
或有人认为左对郭太绝情，但若考诸当时的军情、政情，于公于私左这样做是正确的选择。一博得了瑞麟、骆秉章的信任，以后筹粮饷广东官绅必“报之以琼瑶”，毕竟剿灭太平军余部是头等大事；二是趁机让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亲信蒋益澧署理广东巡抚，日后广东的事如臂使指，比指挥郭嵩焘方便，因为郭有恩于左宗棠，在他面前有道义优势；三是看来郭嵩焘确实不擅长做封疆大吏，就算这回袒护了他，后来的麻烦还很多，左何必为此得罪旗人瑞麟和前老板骆秉章呢？
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和副使刘锡鸿闹得不可开交，固然是因为刘想踩着郭嵩焘上升，但郭的个性和办事风格授人以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充当大使期间，仍然置官场潜规则于不顾。其莹彻无瑕的真性情怎么可能在大清官场酱缸里混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