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建成，莫泊桑、左拉、小仲马等300多位文化名流联名抵制，他们还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理由是“巴黎不适应这么一个丑陋的铁家伙”。不过，抵制不久后就消弭了，参与游行的莫泊桑后来经常到铁塔的二楼就餐，他说，“这里是唯一看不到铁塔的地方。”好吧。
2008年，北京为了奥运会修建了鸟巢、水立方和鸭蛋一样的国家大剧院，很多人痛心疾首，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理由是“北京有故宫和四合院就足够了，不适应这些太西方、太现代的东西们。”不过到了今天，一部关于北京的宣传片中若没有这些建筑的影子，你会怀疑地问，“这是最近拍的片子吗？”好吧。
2010年1月底，我在台湾参加书展，就在那几天，乔布斯发布了第一代iPad，我去一家著名的平板电脑公司总部，那里的工程师向我演示了iPad的所有功能和数据，最后，他们告诉我的结论是，“这个东西不适合看书、不适合打电话也不适合当电脑用，没有人会适应它。”好吧。
在我个人的写作经验中，貌似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十四年前，我写出《大败局》的时候，很多人说，“这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哪有这样写企业案例的？”后来大家读着读着就喜欢了，六年前，我写出《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很多人又说，“这不就是‘剪刀加浆糊’吗？”哪有这样写当代商业史的，现在大多数人都把它当“信史”来读了。
在很多时候，创新并不是干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原本就有的某一个需求，它紧挨在“传统”的旁边，因而让人有点稍稍的不适。这种不适应感要么被排异，要么被接受，世界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改变了，这个过程非常的微妙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