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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碎的安全防线

青年文摘 日期:2021-8-15

多年前有个笑话,说新时代的五子登科是“票子、房子、车子、妻子和孩子”,五大件齐了,人生就圆满了。其实这说法压根不算新潮,倒不如说是传统,与古代人梦想中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坐拥千顷良田,出行鲜车怒马如出一辙。

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其背后是安全感的极度缺乏,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支撑脆弱心灵。古代人缺乏安全感是集体性症状,田野间、市井中、庙堂上,无一例外。农民和小市民自不必说,地主与富人怕政策怕官府,官员有伴君如伴虎之虑,即使是君王,也担心王朝倾覆改朝换代。于是,古代人苦苦追寻安全感,并确立了那个年代的“三大件”:土地、钱和儿子。

可是,拥有这三大件就能获得安全感吗?未必。因为这三大件本身便是那个时代的易碎品。

玩文字游戏的土地所有制

在农耕社会里,农民渴望土地,因为它意味着生活保障;地主和权贵同样渴望土地,因为土地兼并带来的是巨额财富;商人也渴望土地,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他们即使腰缠万贯,社会地位仍然低下,购买土地可改善其地位。

可是,在他们生存的时代里还有这样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土地到底是谁的?

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是个极模糊的概念。史学界曾认为,秦国商鞅变法时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是在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的私有和买卖。但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的秦简和秦牍,可知秦国实行的是授地制。《史记》曾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作《琅邪台刻石》,上书“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已道明了土地的实质所有制。

名义上的土地私有倒也存在。同样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即平民,只要私人向国家登记土地并交纳赋税,就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另外,因秦汉时期土地交易频繁,还出现了买卖文书,受法律保护。

按常理推断,土地交易是私有化后才有的形态,也给农民们提供了愿景:只要辛勤劳动,咱也能变地主。但事实却非如此,在土地交易的背后是不同阶层对土地的争夺。

历代王朝多推行抑商策略,以免商人威胁集权统治秩序。可此举也抑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而抑制了农业发展,同时导致了商人和农民间的冲突。如西汉初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为改善社会地位,大肆兼并农民土地,晁错就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另外,地主为了寻求更大的安全感,也大肆兼并土地。

侯外庐曾说,“严格意义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乃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范畴,不能任意用之于封建社会”。在集权政治下,所谓的“私有财产”从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比如在传统司法中,籍没私财并无具体法律规定,全靠审判者临时决定。

至于赋税沉重,普通人甚至不愿再当“地主”。明代中后期,因为税赋沉重,出现为了避税,不受盘剥,自耕农或小地主举家连人带土地,投入高门大户为奴的现象,谓之曰“投献”。

换言之,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只是政府的文字游戏。“公有”和“私有”只是表面形式。历朝历代征收赋税也从不会先开个听证会,让民众表达意见,而是打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旗号,向“持有土地的人”索取利益。

跑不过通胀的古人储蓄

著有《银元时代生活史》的民国名医陈存仁曾回忆,当年家中分家时,先人曾说家中窖藏了二十缸银子,但最初只挖出了八缸。后来,有经验的长辈说再深挖试试,又挖出了埋在下层的十二缸银子。

这是古人储蓄的一种防盗方式。古代没有银行、没有保险箱,家中金银往往埋在地里。但埋法颇为讲究,不能一埋了事,而是挖深后分层放置,各层间往往用石板、砖块叠压,增加盗挖难度,以免被盗贼“一网打尽”。这也侧面体现了古人的储蓄观:攒一笔存一笔。

这些年来,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古人窖藏的金银。这些藏金未能被储藏者的后人取出,多半是因战乱或家中变故,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藏得太隐秘,不但防了盗贼,连子孙后代也瞒过了。

所以,古人买卖房产时往往有“掘钱”条款。这笔款项由卖主向买主征收,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款。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便有相关记录,官员张观买房时,卖家坚持索要“掘钱”,结果多付了一大笔钱才能收楼。大家都觉得张观吃了大亏,谁知他竟真的挖出一笔财宝。

古人爱存钱显然与缺乏保障、急需安全感有关。历史上朝代屡屡更替,战乱频繁,贵金属有防身度艰之效,我们所熟悉的“盛世古董、乱世黄金”这一说法便基于此。

黄金作为货币被大量使用,始于战国时代。占据人口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农民与小市民,往往也没有大量藏金的能力,因此大多数古代人的储蓄实际上是“蓄铜”。如1967年冬天,湖北黄石发现一处钱窖,有重达22万斤的铜钱,据推测是南宋人所埋。

存铜钱有用吗?和平时代当然有用,但若王朝倾举国之力“办大事”,或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时,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一道击毁安全感的魔咒你存了几十年的铜钱,可能连一斤大米都买不到。到纸币诞生后,恶性通胀的阴影更挥之不去。

以最有代表性的宋朝为例。四川老百姓发明了交子。起初,交子只是存款和取款的纸质凭据,后逐步代替铁钱,成为可流通的纸币。纸币诞生之初就敲响了超发警钟。一些钱商滥发交子,恶意欺诈,造成社会动荡。一开始,宋朝政府对纸币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极为警惕,但当政府需要办大事用大钱时,便滥用信用,过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胀。宋徽宗时代滥发情况更为严重,纸币成了敛财工具。到北宋末年,面额1000文的钱引只能换十几文铜钱。

其实,农耕社会因发展缓慢,商品种类与数量长期保持稳定。若无天灾人祸,恶性通胀一般不会发生。但若政治腐朽,或统治者好大喜功,都会急于敛财,采用以小充大、以轻代重的铸币方式,或滥发纸币,带来恶性通胀。这之中最苦的当然是百姓,他们的积蓄永远跑不过恶性通胀。

宗族社会里的养儿防老

《事林广记》中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说,这是传统观念,也是一种古老的获取安全感的方式。古代生产力低下,凡事都靠劳动力,男丁的重要性甚至大于贮存粮食。此外,政府的徭役和兵役只能由男性承担,可以改变命运的科举也只许男性参加。所以,古代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这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宗接代思维,更是古代人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抵御意识。加之古代医学落后,乱世时百姓更是难以自主,生命保障较低,所以男丁要多多益善。一夫多妻固然是男女不平等的陋习,但最初也是父系社会为了增大男丁几率、寻求保障所选择的方式。

所以有人说,养儿就是农耕社会的养老金,以年轻时的红利来获取老年时的保障。在土地、金钱和儿子这“安全感三大件”中,养儿防老是相对最为靠谱的一项。

之所以靠谱,是因为相比名义上私有、实则随时会成为“王土”的土地,以及跑不赢通胀的货币,血缘关系更稳定牢靠。而且男性作为社会主体力量,也可以带来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比如寒窗苦读、一跃龙门,就是一种普遍性期待。

古代长期以孝治天下,从文化传统巩固了“养儿防老”的思想基础;法律中对不赡养父母,忤逆父母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从制度上监督“养儿防老”。另外因为社会缺乏保障体制,奉养祖辈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保障老人生存的社会解决方案。

不过,“养儿防老”也只是相对靠谱,同样无法抵御乱世侵袭。所谓“乱世人不如太平狗”,拉壮丁、流离逃亡都是乱世百姓无法回避的痛。至于宗族力量,在集权面前也有不堪一击之时,比如法律中常见的“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