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母亲在絮叨，少打牌，少喝酒，少写文章。我照例不置可否，她的絮叨已麻木了我的听觉，抑或耳道里长出了厚厚的茧子。睁开眼，一团漆黑，找不到刚才还在絮叨的母亲。其实，即使月华如昼，或者按亮电灯，我都再也找不到絮叨的母亲。我们之间，已被一堵无形之墙隔开，那些真切的场景，只能海市蜃楼般在梦幻中再现。
U盘里储存着母亲的照片，那是2008年秋天，政协组织文史委员赴山西考察文物保护，顺便把单位的相机带回家，抓拍了晒太阳的母亲。人生七十古来稀，母亲都七十五岁了，面色红晕，满头黑发，笑意慈祥，读报纸连眼镜都不戴。大哥从合肥回家做清明时开玩笑说，母亲能活一百岁。
母亲在农村呆了大半辈子，老年时才赶了城市的趟儿，对生活竟爆发出无限热爱，并要通过自身努力，在延年益寿上得陇望蜀。平日里，母亲不吃鲤鱼，不吃公鸡，不吃甜食，甚至连她认为是暖性的牛羊肉都不吃。清晨，我们还在床上打呼噜，母亲就跟在街坊后面，学着伸几下腰，跑几个步。然而，人愿天不遂，才翻过两个年头，母亲的憧憬就化为了泡影。
前不久，县人大办一位副主任辗转找到我，说他岳母刚去世，不日就要举行追悼会，但悼辞还没有着落。我平时喜欢弄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大小也算个文人，但在应用文方面基本是门外汉，也许人家以为文人就像砖瓦机，你只要把泥巴喂进去，要砖有砖，要瓦有瓦。更头痛的是，对于老人的情况，他仅能提供一张泛黄的工作履历表，至于枝叶细节居然灯下黑女婿毕竟不是女儿啊。古人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人家的请托不便推却，即使没泥巴，也要制砖瓦。约好取稿的这天，副主任早早来到我办公室，其时悼辞尚在扫尾阶段，我故意用力敲击键盘，以掩饰不能自已的情感，但充血的眼睛、横流的鼻涕，还是很不争气地暴露了内心的汹涌。事后，副主任发来短信，说家人都认为对老人的一生概括得很到位、很全面，将以烟酒作谢。看样子，他并不知道这篇悼辞处女作，其原型取材于我的母亲，而我之所以敢师法小说技巧，是因为认定那个时代的母亲们，都经历了类似的疼痛，都释放了类似的母爱。
贰
母亲出生于抗战前夕，外公在皖鄂交界的陈汉沟集镇上卖肉营生，一家省吃俭用，置了点田地，哪料解放后，却因此被戴上地主帽子。在划定家庭成分前，隔壁陈家教书的小伙子，把情窦初开的玫瑰悉数捧上，让刚刚步入大姑娘队列的母亲，还没体验一家养女百家求的矜持，就被看似门当户对的姐弟恋所俘虏。但后来两家都成了地主，加上高峡出平湖的水利工程，依傍在溪流边的古集镇淹没于水乡泽国，商户们只能弃小家顾大家，哭哭啼啼移民异地。陈家人搬回了深山老家，像哥伦布的航船，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而母亲也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由商女变身农妇。
背着地主分子的屈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汗水，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诚意。母亲咬牙学干农活，蚊虫叮、土蜂蜇、蚂蝗咬都没吓退她，但在梅雨季节淋湿几次后，就被放倒了。面黄肌瘦，浑身乏力，茶饭不思，郎中说她是患了肝炎。在医技落后的深山，肝炎无异于阎王的狗腿子，其传染性更像瘟疫一样可怖。而那位教书先生，秉承着先祖陈世美的衣钵，早把山盟海誓抛之云霄，根本不顾什么夫妻扶助义务，偷偷将一位学生发展成“小三”后，一转身就把病中的糟糠之妻给踹了。
母亲像一粒失群的浮萍，在刚刚迁居异地的外婆家门外徘徊着，这毕竟不是小回门，灌铅的脚步里，左脚是无助，右脚是无颜。俗话说，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被休的女儿自古就不被娘家所待见。外婆颠着三寸金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求媒婆说合，只要有男人愿意收留，哪怕是猫是狗都行。对于母亲来说，已经输掉了选择权，而那些鳏夫的担忧是，前天娶了老婆后天就要赔一副棺材，除非睁眼瞎，谁愿当这个冤大头啊！
冤大头还真有。那时，父亲死了老婆，即使被人家抱养去了几个月大的男婴，家里还剩大小三条“光棍”，另两条小“光棍”分别是我13岁的叔叔和6岁的大哥。檐下没有女人，那还叫什么家？父亲想，只要有女人愿进门，哪怕是猫是狗都行！母亲进了我们吴家，才知道摆在她面前的是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但烂摊子也是摊子，总比没摊子强。同命相连，患难共渡，为给母亲治病，父亲四处奔波，终于打听到一位擅治肝炎的老中医，待几背篓草药熬完，母亲的生命开始由黄转绿，并成为整个家庭命运的重要拐点。
叁
在我们吴家，母亲生育三男一女，其中排在首尾的儿女均在两岁内夭折，母亲呼天抢地，泪干了，嗓子哑了，还要强打精神继续忙乱而烦重的日子。毕竟死人不能活，活人不能死，作为家庭动力机，母亲必须忍痛含悲。
那时，父亲在村小教书，工资很少，但论性质也算吃皇粮，并因此有了阶级的隔膜，即使寒暑假期，队上都不让父亲挣工分。工分是分配粮食的依据，一大家子的口粮都压在母亲身上，出工时她要像男人一样上山下田、挑渠修河，收工后又要马不停蹄地浆洗缝补、槽前灶下，整天忙得像只停不下来的陀螺。某个夏日中午，筋疲力尽的母亲收工回来，咕咚咕咚完一碗粗叶茶，就瘫坐在门槛上，有气无力地哄我帮他挠痱子。汗湿透了母亲的衣衫，我把她的上衣翻到肩上，露出一片通红的肌肤，这哪是肌肤啊，简直是痱子恣肆的王国，而那些隆起的黑头脓疖，更像一个个养尊处优的寨头王。挠着挠着，母亲打起了瞌睡，我做了个鬼脸，故意用力抠脓疖，母亲哆嗦了一下，痛醒了，才猛地记起什么，忙起身抓一把糙米，剁两只山芋，塞几块柴火，一边喂猪晾衣，一边支我牵牛去塘口喝水。在老樟树下栓好牛，母亲已盛好了粥，我用筷子一刨，沉入碗底的半块山芋翻上来，山芋吃多了返胃酸，我当然想换一下，但揪揪另一碗，居然全是山芋。我噘着嘴，很后悔给母亲挠痱子。母亲说，大哥二哥读书缺营养，学校食堂又不收山芋，都吃大米哪有那么多。
队里论工分，男女并不同工同酬，譬如，男人干一天记一个二分工，女人干一天记八分工。母亲不服啊，不是说新社会男女平等吗，凭什么男人两天所得就抵女人三天呢？但这样的情绪母亲从来没有表露过，她知道一个女人的话语力量太有限了，并默默地用更多的付出去弥补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母亲领养了队上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黄牛，一年下来能多挣七十个工分，还净赚可作柴火的牛粪。但母亲的种种努力，并不能挣够全家所需的工分，到了年尾，队上的会计用算盘一扒拉，工分折算成了欠款，而父亲所剩无几的工资对这些欠款也力不从心。危难时刻，总是母亲起早贪黑喂养的猪们舍身取义。
七月流火，早稻金黄。会计说，欠款户家的猪不动刀，这镰就不开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农民除了成天在田地边打滚混工分，没有其他找钱的路子。母亲很理解别人的心情，只是栅栏里的猪正长膘，现在宰了太可惜，况且天气炎热，肠子之类的下水隔天就臭。但是，人家把话放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起哄的，母亲噙着泪水在猪背上抚摩着，一遍，又一遍，然后就听到尖锐的嚎叫，惊得全屋场的猪们哼哼唧唧，以示声援抗议。晚上，母亲把洗净的猪心肺、肠子之类一锅煮了，再按亲疏远近，一碗半碗地分送。也许天无绝人之路，那时我家的槽口特别好，在别人家像铁树一样只吃不长的猪仔，到了我家都分外给力。记得父亲贪便宜，从教书的龙王庙背回一头小老猪，这猪在那家喂了三年，才七十多斤，主人进出都要揣上一脚，有时还龇牙补一句，讨债的孽畜！但这“孽畜”来我家后，母亲用宝塔糖打下几十条蛔虫，但见食量渐增，不到一年就肥得眼睛眯缝，至今老屠户还津津乐道。
一捆捆稻子，堆在稻场上，天气放晴须抓紧脱粒。当时脱粒靠的是人工畜力，一般分两次完成，先三人一组用木棍敲打，脱下穗杪子实饱满的，再架牛磙碾，脱下穗尾秕谷瘪壳。母亲举着木棍娴熟地敲打稻捆，嘱我回家准备箩筐，今天队上要分新粮。一听说要分粮，我比兔子跑得还快，先从门后找出扁担，再用扁担撑下挂在墙上的两只箩筐，连拖带拽好不容易弄到稻场，却被走出帐房的队长浇了一盆冷水，他说今天分粮按工分，下次再按人口。母亲叹了口气，工分是我家的痛处，而且队上把劳日工翻番，无形使养牛工贬值。那年春节，家中瓮中无粮，母亲找到仓库保管，好说歹说，总算借了半箩稻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家的猪长得欢，也许与那时口粮以米少糠多的瘪谷充数有一定关联。
肆
农民从事的都是高消耗体力活，见到荤腥谁都两眼放光，根本不担心什么“三高”。队里每逢午收、夏收、秋收时节，都要聚餐犒劳，既可让疲惫的社员们兴奋一下，更是对亏空身体的补给，而队屋的大灶台也只在这个时候动炊。久违的油腻从瓦缝里漫出，敏感着乡村的嗅觉，狗和孩子们早在灶台边垂涎欲滴。掌厨的男人有点不耐烦，用力踢了狗一脚，恶狠狠地骂道，都给我滚出去，狗就汪汪着夹着尾巴往外躲。
见官莫上前，吃饭莫落后，西天的太阳还没打烊，社员们便收工了。屋内并排的八仙桌上，大钵小钵摆着油汪汪、香滋滋的猪肉，我哭喊着要占位子，却一次次被母亲提小鸡般轰出去。不知哪个缺德家伙，干脆把门闩了，任我们几个好吃鬼在门外哭闹。把脸贴在门上，眼睛像谗猫一样从门缝里钻进去，但见一张张丑陋的嘴巴在汽灯下灵动地油亮着，别人夹一块肉到嘴里，母亲就夹一块到搪瓷碗里，然后放下筷子干等。我停止了哭闹，一俟打着饱嗝的社员开门，就冲进去一把抢过母亲的搪瓷碗，还热着呢。
母亲对大哥视如己出，鼓励他读完高中，再读师范，最后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别说是后娘，就是亲妈，村子里也找不出这样为子女谋出路的。记得恢复高考后，大哥屡第不中，母亲安慰他说，久读无蛮子，今年不中还有明年，明年不中还有后年，不着急。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凤阳偷偷破冰后，我们安徽率先推广，分到责任田的农家，慵懒的筋骨被迅速激活，纷纷汇聚全家之力浇灌属于自己的粮仓。某天，母亲顶着烈日在责任田里薅草，二哥上山放牛去了，家中无人，这可是偷嘴的好机会，我猴急地爬上阁楼，刚要掀蚕豆罐，猛然发现大哥在阁楼上看书。原来，母亲怕我干扰大哥复习功课，不知什么时候在阁楼上隔出了一方空间。几十年间，母亲省下每一粒粮，省下每一分钱，用孱弱的肩膀，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最终把我们三兄弟相继送出农门。我们是母亲满意的作品，并被村人引以为豪。
乡村生活味同嚼蜡，夹杂一点是非恩怨的纠缠，反而有些油盐酱醋的活泼。蝇头小利、面子攀比、牲畜相扰、言语相讥，都是诱发斗骂甚至施以拳脚的导火索。母亲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而父亲竟凭这一点，奚落她是懦弱女人。八十年代初，隔壁的堂兄率先搬出祖屋，在我家背后的山坡上盖起了新房，山坡原来的排水系统被破坏，每逢暴雨，被他家疏导的山洪，就从我家屋后阴沟坝上，飞流直下三千尺，被冲泡的坝体不时引发泥石流，将我家的排水阴沟堵死。多少个雨夜，母亲孤身一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电闪雷鸣中争分夺秒挑挖泄土，惟恐土墙泡软，屋倒人亡。父亲星期天回家，训诫母亲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要骂他个狗血喷头，看谁还敢骑在头上拉屎！父亲几次要找堂兄拼命，都被母亲死活揪住，说阴沟坝总有泄完的时候。
前些年，两位老人在乡下住，每年都要养些土鸡，但母亲舍不得吃鸡蛋，今天一个明天两个放坛子里存着，估计有半篮子了，就嘱父亲专程送到城里来，顺便还要从菜园里捎些时蔬，大包小包的，像个逃水荒的。母亲说，城里连水都要钱买，日子不好过。
200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搬出了老家，因两兄长远在合肥，人地生疏，方言障碍，她更愿意在我家居住。母亲偷偷学会了高压锅、电饭煲、液化气等新式厨器使用方法，而且只要是能干的家务活，就不让别人沾手，仿佛只有那样，才能证明她还不至于吃白饭。家里有时弄点荤的腥的，婆媳俩你推我让，最后反而成了剩菜，乐得邻家的老猫从废油烟孔里忙进忙出。人老了，都有爱唠叨的毛病，但母亲的唠叨只针对我，至于儿媳则很节制，而且多用“比兴”手法，以至多年婆媳成姊妹。
伍
前年冬天，母亲早起生炉子，不小心滑倒，右手腕粉碎性骨折，左腿股骨头破裂。术前检查，晴天霹雳，她的肺叶上有一鸡蛋大阴影，血液速送合肥化验，基本确诊为肺癌。对于癌症，谁都谈之色变，肺癌更胜一筹。在社科院工作的二哥，拿着片子和化验报告在合肥几家医院挂完门诊后，专家们说，年龄这么大，开胸、放疗、化疗都不合适，建议保守治疗。说实话，我很不赞成保守治疗，因为那基本上是被动等死，无奈骨伤乃当务之急，也只能相机行事。同时，心存侥幸，毕竟中国的误诊率高达50%。
两处骨伤手术相对顺利，特别是股骨头置换，还是周末来我县走穴的省立医院专家主刀的。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母亲那么大年纪，在医院住了二十来天，医生说，回家休养吧。因我要上班，擦洗身子、喂饭送水、端屎接尿、生活调养，都是妻子一手操持。渐渐地，母亲可以扶着墙到门口晒太阳了，她指着院内的空地说，等卸了石膏绷带，就回老家把锄头带来，种点白菜萝卜。我听后，感觉胸口发痛，母亲的生命正被时间一点一点地氧化，而她却站在悬崖边浑然不觉，你无力阻止她，甚至不敢惊动她。
好人好报，这是宗教追求，不是自然规律，尽管中国的误诊率那么高，还是没对母亲法外开恩。去年，妻子重病，在省立医院ICU命悬一线，母亲红着眼圈探视后，第三天大哥打来电话，说母亲连续三次摔倒。我有一种不祥预感，家里躺一个，医院躺一个，莫非要两副棺材出门？妻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不得不转南京救治。母亲这边，二哥说，他的书稿可在家里弄，时间相对灵活，二嫂又在医院工作，观察用药方便些，先转他家“保守治疗”。
一月后，等妻子从南京鼓楼医院出院，再去合肥时，眼前的母亲瘦骨嶙峋，脖子转动受限，一边手脚麻木，无法坐起。医生说，癌细胞已扩散到脑部。我利用工作便利，找了部救护车，把母亲拉回宿松后，在一家医院住下。一开始，来探望的亲朋好友，母亲都认得，尽管口齿不清，还不忘与亲友问长问短，但四十多天后就不认人了。这时妻子又因病需外出就医，便嘱咐岳母及暑假回家的儿子服侍奶奶，没想我们刚在武警医院住下四天，就接到儿子电话，说奶奶病危，所幸妻子手术还未做，一边带病出院回赶，一边通知当年被抱养的哥哥去医院接母亲。是夜九点四十分，老家草木同悲、哭声恸地，母亲走了，连同她的絮叨。
陆
夜半思亲，泪眼婆娑。
老吾所老与幼吾所幼，虽不矛盾，但不对等，就像人的生与死，尽管都是哭哭啼啼，氛围却迥然有异。小时候，我突发急病，母亲抱着我，翻山越岭一口气跑到十几里远的西源公社卫生院，医生说再晚一点就没救了。现在母亲老了，而且病情交错，最需要合理救治时，我们对她致命的恶疾采取“保守治疗”，这对她是不是过于草率？还有什么资格说尽了孝道？即使去年妻子住院七次，病危通知下了六次，都不是换取宽恕的理由。
在电视上见识了一个无解的命题，恋爱中的女孩问男孩，如果我与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哑然无解。之所以无解，是因为建立在假设之上，无关痛痒，而一旦在现实中遭遇，哪怕是搭乘公交，就有了先后分野。凭心而论，在母亲与妻子之间，我的精力与情感更迁就了那个女孩的情绪。
人这一辈子，幼时快乐、中年操劳、晚年遭罪，或许若干年后，在我行将就木之际，也要经历母亲一样的谢幕。果真如此，就多了些凄凉感，少了些负罪感。
生命如灯，油干灯灭。母亲的生命之灯已然熄灭，但精神之灯将永远在我骨髓里耀眼。像母亲一样活着，坚韧地、善良地、乐观地，这应是对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