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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33岁那一年

青年文摘 日期:2024-8-26

新浪微博上有一条热帖,主题是“33岁,他们在干什么”:

“1986年,习近平33岁,宁德地委书记;1988年,李克强33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汪洋33岁,铜陵市市长;1993年,周强33岁,司法部办公厅副主任、部长办公室主任。”

我对他们的33岁一点都不感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跟帖故事。

在跟帖中,我的一些朋友回忆了他们的33岁:

封新城,从电台辞职,创办《新周刊》;

刘春,从中央电视台辞职;

牛文文,从《经济日报》下派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邓飞,不再做调查记者,开始做公益,发起了免费午餐;

……

突然间发现我与朋友们的选择竟然非常相似:

2000年9月,我33岁,我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辞去了如今人人羡慕的稳定可靠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身份,转而投身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开始了自己的媒体工作之路。

或许仅仅巧合,或许有某种复杂的逻辑关联,让我们都在33岁时都作出了类似的选择,尤其是选择离开体制?

我没问过我的那些朋友。但我清楚,自己在33岁时的选择,是自己作出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3岁之前,我在机关当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一个小小的秘书,绝不是官。

在中国的政府机关,秘书虽然不算什么,但有时也算是位居要津了,当年的说法,秘书是体制内升官最快的一种职务,甚至现实政治中,还有秘书帮之说。

彼时我所供职的机构,秘书处我们同龄的若干人,都算得是干才。

我也不差,那时起草文件写个讲话稿,我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还受委托独自一人给常委副总理起草过讲稿呢。以至于会议做记录时,老觉得是自己在讲。当然是意淫了。

所以,其时我也算得上领导信任,同事器重,自己努力了。

当我准备辞职时,我的中学好友强烈反对我辞职,认为多么好的机会啊。甚至,我的一位同学,当年我们一起来北京上学,直截了当地跟我说,若是觉得机关收入低,他每月给我补5000元,完全是个人行为,而且,“我们俩完全不一样的行当,绝对不会找你麻烦,不用担心行贿受贿”!

我谢绝了同学的好意。在我家太座的支持下,我选择了离开机关,义无反顾。

而且,离开机关时,我谢绝了领导和机关的推荐安排,而是自己选择了一家当年市场化程度颇高的报纸,《信息早报》。当年炒股票的人,大抵知道这张报纸。

从此自我放逐,浪迹江湖路,一路走来,颠簸蹒跚,摔跤磕碰,自是难免。

但日子却过得很是踏实放松。

我的那些留在机关的秘书处的同事们,他们工作努力,后来发展得都很好,都当了司长副司长。

我的一些老同事,后来见了我,分外热情,一些人为我选择离开遗憾,认为我应该留在机关。有人开玩笑跟我说,要是不走,什么什么地方多大的房子早就该住上了。

我哈哈一笑,回答说,我早住上了那样的房子!

后来我在《南风窗》工作,一位在某重要部门工作的朋友,跟他的领导说,若我不离开,也应该如何如何了。领导说,人家学东做的是正事,我们能够帮他的地方多帮帮他。

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暖洋洋的。后来我的许多旧同事老朋友,在我的每一个新事业的关口,都曾经给我帮助支持。

2002年我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建议我回锅,但我谢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外面的世界虽然也时有无奈,但自由开阔,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放浪惯了,更受不了限制。

但我并没有想到,后来公务员热得如此之烈。

但我一点也不羡慕。

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

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以文字立身,在这个人人写作人人奢谈媒体的时代,于我这样老派的人而言,依旧有一种无法换得的尊荣和享受。

我会记得2000年秋天的选择,那是一种新生,成就了我的今天。

那一年,我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