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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水稻

青年文摘 日期:2021-7-11

农家生活有勤苦,有纠纷,也有爱。母爱儿女,爱得有声有色,一会儿嫌破了衣衫,抱怨声中捏起了针线;一会儿嫌脏了手脸,边训斥边轻轻擦洗……

父爱有别于母爱。在我们家,也不能说父亲不爱他的三个儿女,但他在田野上的时候多,似乎是更爱水稻。

分田到户时,我家分到了7亩水田,父亲好高兴。他说,有了水田就可以种水稻,种好水稻就有饭吃有钱供儿女读书,能过上好日子。父亲老实本分,除了种水稻,没别的能耐。

人勤地不懒,一年收成定春播。春天里,父亲吆喝着牛细细耕田,耙平,再翻,再耙平。肩挑十几担草肥和发酵好的畜粪,用手抓起,一把一把撒在镜面般平整光滑的水田里。在布谷鸟的鸣叫声中,父亲光着脚站在水中,一手挽着盛满稻种的簸箕,一手抓稻种,机械地摆着手臂,将种子均匀地撒落在秧田上,就像芝麻饼的外层,再用平木板一点一点地将秧田抹平。倘若天气恶劣,父亲就扯起塑料薄膜,扯起透明的关怀。那时,我是个流鼻涕的女孩,常常站在田埂上看父亲耕田、撒粪、播种。每次看父亲,总被霞光刺得眼酸。

过了谷雨,父亲便披蓑戴笠,卷袖挽裤,赤脚走向田野。父亲先是在秧田扯秧苗,并捆成一小撮一小撮,用扁担挑到耕耙好的田边,用力甩到水田各处,以方便取秧。然后,父亲曲背弓腰,紧张而忙碌地栽起秧来。父亲说,千犁万耙,还靠手指一下。栽秧不仅需要手指的技巧,还注意底肥的施量、采光间距等问题,这些都很重要。父亲看着栽满秧苗、充满生机的水田呈现在自己面前,满意的神情洋溢于言表。

父亲一天数趟到稻田边转悠,或是放水,或是耘禾,或是施肥,或是拔草,或是灭虫,对水稻的呵护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故乡是丘陵地带,所种庄稼完全靠天吃饭。

有一年,天大旱,父亲时常望着天空发呆,我跟着往上看,可天上玻璃一般,什么也没有。父亲忍不住抓住我的小手,我从他那冰凉的颤抖中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悲哀:这水稻苦死苦活栽了下去,汗出了,虫杀了,肥施了,稗草拔了,禾苗也长出来,只要有水,坐等收成。可老天偏偏作对,太阳不疲不倦地出,云影却不见。父亲急得团团转,水库的水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小河里的水早已见底。突然,父亲望着水田中央的一口蓄满水的鱼塘一拍大腿,大叫一声:“水稻有救了!”父亲奔回家,扛来了脚踏水车,一头放在鱼塘里,一头架在水沟上,拉起我,两人并排坐在一根横木上,用力车水。浊水汩汩地抽上来,吐进水沟,流进田里。渐渐地,鱼塘里的鱼挣扎起来,左右跳跃,发出“泼喇泼喇”的哀鸣。父亲脚一软,水车哗啦啦倒了回去。我看着那快要露出鱼背的鱼塘,哭了。要知道,这鱼是我喂大的啊。我晓得父亲不愿意将鱼塘车干,这个时候的鱼卖不了好价。然而,为了保卫水稻,父亲权衡再三,终于狠了心:车下去!

一天夜里,很好的月光。父亲许久没有回来,母亲要我去找,结果发现父亲坐在田埂上,吸着烟,极惬意的样子。我正要说话,父亲摆了摆手,示意我坐在他身边,听水稻拔节的声音。四周有蛙声、虫鸣和微微的风,我和父亲都不说话,只有水稻与水稻的交谈声,不知疲倦的蛙声,绵绵的虫声以及大地本身的搏动声。

那一晚,我坐在父亲身边,像他一样,虔诚地守望着水稻。

父亲终于守望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水稻抽穗了,灌浆了,继而垂下了金黄的谷粒,就像怀胎十月的孕妇,正躺在产床待产。父亲站在田埂上,轻捻胡须,看看穗子的疏密,谷子的饱实,心里就有了个谱,能收多少,卖多少,留多少。他摘下一颗快干浆的谷粒放进嘴里,那悦然生辉的双眼,则慢慢眯成一条线。沾了新谷浆汁的嘴和唇,便也渐渐咧开增大,最后成了耙样的宽阔。

父亲把镰刀刃磨得锃亮锃亮的,闪着寒光。他一脸幸福地来到田里,先深情地注视一番丰收在望的水稻,拿手抚摸一番金黄的水稻穗。水稻被父亲的双手抚摸着,心里头也是即将分娩的自豪。只见父亲手有力地摆动,镰刀在稻根有韵律地飞舞,“嚓啦”、“嚓啦”,一大把一大把的水稻躺倒了,尽情舒展着它们的腰身。镰刀下,是一溜齐整的稻茬。父亲挥舞着镰刀,连贯流畅,轻松自如,仿佛一位老艺人在自由地玩着杂耍。

七月的天气,硕大的太阳像一张巨大的铁弓,不停地向大地发射着灼热之箭,齐刷刷地射在父亲身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在他的头上、黝黑的脊背上滚动闪烁。跟水稻一般高的我也拿着镰刀,照着父亲的样子割,却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

稻子全部倾倒在田里的时候,父亲把搁在田边的打谷桶拖下田。父亲踩在谷桶的踏板上,踏动谷桶。谷桶轰鸣起来,父亲双手握着稻把来回摆动,饱满的谷子纷纷脱落,欢蹦乱跳地归伏在桶里。这时已是黄昏,父亲手中的稻把举起来,落下去,像一片忽升忽降的晚霞。

随后,父亲赶着牛,又一次犁、耙,将田整平,栽上晚稻。就这样,播了收,收了播,一茬接一茬的水稻喂养了我们的生命。

正值英壮中年的父亲,突然大病了一场。病后的父亲骨瘦如柴,虚弱无力。他种了几十年的水稻,为水稻倾洒了几十年的汗水,年复一年播种了生生不息的希望,这时真的是干不动了。他牵着牛去耕田,扶不住犁铧了;他下到田里栽秧,弯下的腰直不起来了;他给水稻除草,拿不起锄头了;他割水稻时,手不住地颤抖,有时就被强壮的稻秆拽倒了。父亲病到这种程度,不该下田干活了,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还是不听我们的劝阻,倔犟地挪着步子坚持到田里侍弄水稻。

一年以后,父亲的病复发了,癌症晚期。父亲下世时,碰巧是“龙口夺粮”的七月天,他对我和弟妹交代说:“我走了。给我墓坑里搁一株水稻。”

这是父亲的临终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