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生活有勤苦，有纠纷，也有爱。母爱儿女，爱得有声有色，一会儿嫌破了衣衫，抱怨声中捏起了针线；一会儿嫌脏了手脸，边训斥边轻轻擦洗……
父爱有别于母爱。在我们家，也不能说父亲不爱他的三个儿女，但他在田野上的时候多，似乎是更爱水稻。
分田到户时，我家分到了7亩水田，父亲好高兴。他说，有了水田就可以种水稻，种好水稻就有饭吃有钱供儿女读书，能过上好日子。父亲老实本分，除了种水稻，没别的能耐。
人勤地不懒，一年收成定春播。春天里，父亲吆喝着牛细细耕田，耙平，再翻，再耙平。肩挑十几担草肥和发酵好的畜粪，用手抓起，一把一把撒在镜面般平整光滑的水田里。在布谷鸟的鸣叫声中，父亲光着脚站在水中，一手挽着盛满稻种的簸箕，一手抓稻种，机械地摆着手臂，将种子均匀地撒落在秧田上，就像芝麻饼的外层，再用平木板一点一点地将秧田抹平。倘若天气恶劣，父亲就扯起塑料薄膜，扯起透明的关怀。那时，我是个流鼻涕的女孩，常常站在田埂上看父亲耕田、撒粪、播种。每次看父亲，总被霞光刺得眼酸。
过了谷雨，父亲便披蓑戴笠，卷袖挽裤，赤脚走向田野。父亲先是在秧田扯秧苗，并捆成一小撮一小撮，用扁担挑到耕耙好的田边，用力甩到水田各处，以方便取秧。然后，父亲曲背弓腰，紧张而忙碌地栽起秧来。父亲说，千犁万耙，还靠手指一下。栽秧不仅需要手指的技巧，还注意底肥的施量、采光间距等问题，这些都很重要。父亲看着栽满秧苗、充满生机的水田呈现在自己面前，满意的神情洋溢于言表。
父亲一天数趟到稻田边转悠，或是放水，或是耘禾，或是施肥，或是拔草，或是灭虫，对水稻的呵护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故乡是丘陵地带，所种庄稼完全靠天吃饭。
有一年，天大旱，父亲时常望着天空发呆，我跟着往上看，可天上玻璃一般，什么也没有。父亲忍不住抓住我的小手，我从他那冰凉的颤抖中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悲哀：这水稻苦死苦活栽了下去，汗出了，虫杀了，肥施了，稗草拔了，禾苗也长出来，只要有水，坐等收成。可老天偏偏作对，太阳不疲不倦地出，云影却不见。父亲急得团团转，水库的水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小河里的水早已见底。突然，父亲望着水田中央的一口蓄满水的鱼塘一拍大腿，大叫一声：“水稻有救了！”父亲奔回家，扛来了脚踏水车，一头放在鱼塘里，一头架在水沟上，拉起我，两人并排坐在一根横木上，用力车水。浊水汩汩地抽上来，吐进水沟，流进田里。渐渐地，鱼塘里的鱼挣扎起来，左右跳跃，发出“泼喇泼喇”的哀鸣。父亲脚一软，水车哗啦啦倒了回去。我看着那快要露出鱼背的鱼塘，哭了。要知道，这鱼是我喂大的啊。我晓得父亲不愿意将鱼塘车干，这个时候的鱼卖不了好价。然而，为了保卫水稻，父亲权衡再三，终于狠了心：车下去！
一天夜里，很好的月光。父亲许久没有回来，母亲要我去找，结果发现父亲坐在田埂上，吸着烟，极惬意的样子。我正要说话，父亲摆了摆手，示意我坐在他身边，听水稻拔节的声音。四周有蛙声、虫鸣和微微的风，我和父亲都不说话，只有水稻与水稻的交谈声，不知疲倦的蛙声，绵绵的虫声以及大地本身的搏动声。
那一晚，我坐在父亲身边，像他一样，虔诚地守望着水稻。
父亲终于守望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水稻抽穗了，灌浆了，继而垂下了金黄的谷粒，就像怀胎十月的孕妇，正躺在产床待产。父亲站在田埂上，轻捻胡须，看看穗子的疏密，谷子的饱实，心里就有了个谱，能收多少，卖多少，留多少。他摘下一颗快干浆的谷粒放进嘴里，那悦然生辉的双眼，则慢慢眯成一条线。沾了新谷浆汁的嘴和唇，便也渐渐咧开增大，最后成了耙样的宽阔。
父亲把镰刀刃磨得锃亮锃亮的，闪着寒光。他一脸幸福地来到田里，先深情地注视一番丰收在望的水稻，拿手抚摸一番金黄的水稻穗。水稻被父亲的双手抚摸着，心里头也是即将分娩的自豪。只见父亲手有力地摆动，镰刀在稻根有韵律地飞舞，“嚓啦”、“嚓啦”，一大把一大把的水稻躺倒了，尽情舒展着它们的腰身。镰刀下，是一溜齐整的稻茬。父亲挥舞着镰刀，连贯流畅，轻松自如，仿佛一位老艺人在自由地玩着杂耍。
七月的天气，硕大的太阳像一张巨大的铁弓，不停地向大地发射着灼热之箭，齐刷刷地射在父亲身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在他的头上、黝黑的脊背上滚动闪烁。跟水稻一般高的我也拿着镰刀，照着父亲的样子割，却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
稻子全部倾倒在田里的时候，父亲把搁在田边的打谷桶拖下田。父亲踩在谷桶的踏板上，踏动谷桶。谷桶轰鸣起来，父亲双手握着稻把来回摆动，饱满的谷子纷纷脱落，欢蹦乱跳地归伏在桶里。这时已是黄昏，父亲手中的稻把举起来，落下去，像一片忽升忽降的晚霞。
随后，父亲赶着牛，又一次犁、耙，将田整平，栽上晚稻。就这样，播了收，收了播，一茬接一茬的水稻喂养了我们的生命。
正值英壮中年的父亲，突然大病了一场。病后的父亲骨瘦如柴，虚弱无力。他种了几十年的水稻，为水稻倾洒了几十年的汗水，年复一年播种了生生不息的希望，这时真的是干不动了。他牵着牛去耕田，扶不住犁铧了；他下到田里栽秧，弯下的腰直不起来了；他给水稻除草，拿不起锄头了；他割水稻时，手不住地颤抖，有时就被强壮的稻秆拽倒了。父亲病到这种程度，不该下田干活了，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还是不听我们的劝阻，倔犟地挪着步子坚持到田里侍弄水稻。
一年以后，父亲的病复发了，癌症晚期。父亲下世时，碰巧是“龙口夺粮”的七月天，他对我和弟妹交代说：“我走了。给我墓坑里搁一株水稻。”
这是父亲的临终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