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七十年前的日记，透露了一桩惊天秘密，三个年轻人被这秘密深深吸引，全力以赴开始探索……疑点此起彼伏，真相扑朔迷离，三个年轻人将如何应对？他们能成功吗？秘密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神秘宝藏
廖辉大学刚毕业，在古林镇文化站当站长。最近文化站接到县里通知，要求尽快上报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物，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廖辉立刻行动，挨家挨户走访，可忙了好久却没征集到一件文物，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西山村的王木匠主动找上门来了。
王木匠长期从事古董家具收购生意，上个月他去县城旧货市场捡漏，低价淘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花梨木书桌。在修补书桌时，王木匠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暗抽屉，打开暗抽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发黄的旧本子。王木匠以为藏得如此隐秘，那本子肯定很珍贵，不料翻开一瞧，原来是一本七十年前的私人日记。王木匠很失望，随手将日记本丢到了角落里。这几天听说廖辉在征集抗战史料，王木匠想起了那个日记本，便拿着它来找廖辉。
廖辉接过日记本翻了翻，发现这些日记写于抗战胜利前夕，便对王木匠说：“本子我先研究一下，如果里面的内容跟抗日战争有关，就拿到县里去展览，如果跟抗战没关系，明天我把本子还给你。”
王木匠说：“这本子送给你啦，不管有没有用，都不必还给我了。”
吃过晚饭，廖辉打开那本日记仔细读了起来。
日记的作者叫邱伟达，当年在汪伪政府供职，担任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这本日记从1944年元旦写起，截止于第二年3月4日，主要记述作者的日常活动。廖辉从头读到尾，没发现多少与抗战有关的史料，就在他兴味索然时，最后的几篇日记让他眼前突然一亮。
在1945年2月18日到3月4日的日记中，邱伟达断断续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汪伪政权的首脑们预感到末日将至，决定把中央储备银行四百公斤金条秘密转移，埋藏到浙江宁波。汉奸头子们私藏这笔财富，是为了将来逃往国外后使用。财政部长周佛海负责此事，具体由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叔丹和副队长邱伟达经办。3月1日，杨、邱二人将四百公斤金条悄悄装入三十个酒坛。3月4日，他们以慰劳浙东日军为名，乘坐“勇胜号”军舰，押着这批酒坛前往宁波。邱伟达最后一篇日记是在军舰上写的，只有短短一句话一切都很顺利，明天早上将抵达目的地。
读到此处，廖辉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日记写到这儿就断了，后面的事无从知晓。如今是网络时代，很多资料可以上网查询，于是廖辉打开电脑，登陆百度进行搜索。
然而，网上压根找不到与汪伪宝藏有关的内容。百度对杨叔丹的介绍非常简单，对邱伟达则没有任何提及。看来，杨、邱二人的信息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藏着日记的书桌是从县城旧货市场买来的，这说明书桌的主人很可能住在本地，他会不会就是邱伟达呢？廖辉决定明天去县档案局查一下。
查询的结果与廖辉的猜测吻合。邱伟达正是本县人，1941年到1945年期间，他担任南京伪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邱伟达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初病死于狱中。
几经周折，廖辉找到了邱伟达的孙子，证实那张书桌是他卖掉的，但他不知道书桌里有暗抽屉，也不晓得抽屉里有祖父的日记，对那批金条的下落更是一无所知。
这条线索刚露头就中断了，廖辉只好想别的办法。藏宝地点在宁波，所以要探究金条的下落，还得从那儿入手。廖辉想起大学同学徐晓峰住在宁波，便打电话向他询问相关情况。
徐晓峰告诉廖辉：宁波确实有一种传闻，说日伪军投降前，在某处秘密埋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金条。但传闻仅仅是传闻，既缺乏可靠的证据，又没有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很少有人相信那批金条真的存在。
这个传闻与邱伟达的日记相互印证，廖辉寻找汪伪宝藏的愿望更强烈了。如果能弄清那批金条的下落，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献礼。廖辉决定先独自追踪宝藏的线索，等有了明确结果再向上级部门汇报。而要揭开尘封的历史迷雾，必定要去宁波实地查访。
第二天一早，廖辉揣着日记本，开车前往宁波。
2。寻找报纸
抵达宁波，廖辉首先去了徐晓峰家，他把邱伟达的日记拿给徐晓峰看，俩人共同研究汪伪宝藏的下落。
以前徐晓峰不太相信藏宝之说，看完邱伟达的日记，他认为那批金条确实存在。但日记只说明金条曾运往宁波，随后的情况如何，要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怎样进一步寻找宝藏的线索呢？徐晓峰和廖辉同时想到了档案馆。宁波档案馆里有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在那儿应该能查到邱伟达等人到宁波后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或许可以窥见汪伪宝藏的蛛丝马迹。
徐晓峰在档案馆有熟人，他当即和廖辉一起赶往那儿。
来到档案馆，廖辉和徐晓峰查遍了相关资料，没发现杨叔丹和邱伟达在宁波的活动。资料员告诉他们：档案馆里保存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史料，像劳军这样的小事，不大可能留下记录，如果要获取这类信息，最好查阅《时事公报》。《时事公报》是汪伪时期宁波的一份地方性报纸，每周出一期，那上面应该有劳军的新闻报道。
刚才，廖辉和徐晓峰看到过十几张《时事公报》，但都是1945年3月以前的，没发现那以后的报纸，于是他对资料员说：“我们没找到1945年3月以后的《时事公报》，那些报纸在哪里呀？”
资料员说：“《时事公报》发行量很小，抗战胜利后就停刊了，我们档案馆只收集到一小部分，1945年3月以后出版的报纸，你们得自己想办法去找。”
去哪儿寻找所要的《时事公报》呢？连档案馆都征集不到，两个刚出大学的年轻人能有啥好办法？廖辉和徐晓峰急得直搓手。琢磨再三，廖辉又想到了网络。
当晚，宁波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上同时出现了一个求助帖，题为《跪求1945年3月4日以后的〈时事公报〉》。廖辉在帖子里声明，报纸看完后立刻奉还，并有重谢。
网络的力量确实强大，帖子发出后没多久，廖辉陆续收到了三张保存完好的《时事公报》。但很遗憾，这三张报纸的出版时间不对头，上面没有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接着一连半个月，再也没人提供《时事公报》，廖辉和徐晓峰都认为，这下肯定没戏了。就在两人濒于绝望时，一个叫唐优优的女大学生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有一张1945年3月10日出版的《时事公报》。
从时间上推算，这张报纸极有可能登载着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廖辉非常兴奋，请唐优优赶紧把《时事公报》寄过来。可唐优优说报纸只能看不能借，因为自己的曾祖母把它当成心肝宝贝。这话让廖辉和徐晓峰更来了兴趣，他们立刻开车赶往唐优优家。
唐优优家位于宁波郊区，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落。院落看上去又老又旧，但唐优优却是个充满朝气的靓妹。
相互作过自我介绍，唐优优把廖辉和徐晓峰领进了书房。书房的写字台上摊着一张发黄的《时事公报》，报纸的周边已经破损，但文字部分保存完好。廖辉看了看出版时间，正是1945年3月10日，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报纸，仔细读了起来。
翻到报纸的第二版时，廖辉激动得双手直颤那儿赫然登着杨叔丹和邱伟达率队慰劳日伪军的报道！报道中说，国民政府慰问团于3月5日抵达宁波，带来了大量牛、羊肉和美酒，驻宁波日军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报道的末尾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并排站着五个身着军装的男子，左边两个是中国军官，右边三个是日本军官。根据照片下端的注释，那两个中国军官分别是杨叔丹和邱伟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