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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书房

读者文摘 日期:2021-7-13

胡适1958年应蒋介石之邀从美国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和研究院都要拨钱给胡修宅子,胡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金,并表示如果不够再通知他追加。

胡适的宅子建在“中研院”里,说是为了去图书馆方便。宅子很朴素,现已成为胡适纪念馆。走进书房,讲解员说胡适很少在这里呆,读书写字大都在别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书房有点像监狱。原来书房的窗外是个与窗子贴得很近的高高的花墙,虽然墙上布满孔洞,但还是给人有些压抑封闭的感觉。这个细节令我联想到,胡适的生活虽然不图奢华,不喜欢物质层面的雕琢做作,但对于精神、心理的舒适自在,还是蛮敏感的。

胡适宁可不用这书房也不拆掉外面的花墙呢?身为院长,又是自己掏钱盖的房子,小小修改一下有何之难?其实,这正是胡适性格的一个细微表现,有权力但不滥用权力。

胡适与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中独立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二者的性格、文风却形成了温和宽容与激烈不宽恕的两极。

胡适也反封建,却不过度否定传统文化;胡适也反对专制,却没有与专制主义者蒋介石势不两立;胡适也努力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却与民国政府保持着合作;胡适也常常批评蒋介石,却与蒋成了终生诤友;胡适也倡导自由恋爱,却与媒妁之言的小脚夫人相伴终生。如果把鲁迅比做峭拔险峻的山峰,便可把胡适比做平静广阔的大海。谦谦君子、儒雅绅士的胡适崇尚改良,对激烈的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的一生都在向蒋介石谏言,希望以温和、渐进的方式促社会进步。

民国初年,回国不久的胡适就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民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后来他举例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随后,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文章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了质疑,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可以作一帮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并说“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几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

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接胡适共进晚餐。晚宴上还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胡适没有与蒋单独谈话的机会,他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之大成。他送此书是想向蒋介石传达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方略,颇含有民治的意味。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对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好事。

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他给实施威权政治的蒋介石的“见面礼”是在一个茶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席间,胡适又没给“总统”面子,仍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还说,宪法只赋予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对于这些近乎指责的谏言,蒋介石虽生气却没选择打压。

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一个坚定的崇尚自由,反对独裁的人却能与独裁者保持了这样的关系,这便是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