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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那道哭墙

读者文摘 日期:2021-5-10

数学老师费仲兴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退休前,他又和数字较上了劲。这次,他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数字变成一份具体的名单。登上这名单的人死于南京大屠杀。在位于南京江东门街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名单墙上,刻着数字“300000”,而如今官方能提供的名单只有14000人。

费仲兴一直琢磨,要寻访在世的大屠杀见证者。一碗稀饭下肚,跨上自行车,费仲兴早上7点从学校出发。2001年,他的体力开始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标是以“炮校”为圆心,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要挨个儿去一遍。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逐渐扩大。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守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记录,更显眼的是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

然后又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素珍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的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今天去哪儿?”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积攒了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过程中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

如今,费仲兴已搬回南京市区。他换了一辆新自行车,除了载小孙子上学,他仍然蹬着车,继续他的田野调查。眼下他的目标是,寻找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