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做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
可惜的是，虽然我们开始渐渐要求和医生的关系变得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无法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从进医院看医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聪明的病人呢？我们内心总是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像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是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是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恢复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有时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做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是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
病人很少意识到应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的病人要求的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也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防御机制，可能我们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作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其中之一就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生素B，或是一针退烧药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现在已经濒临绝种。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一个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说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
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仿佛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也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和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不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