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在其作品《滇缅公路》中写道：
“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可以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
甚至在英帕尔战场上的英军战场指挥官、第14军军长威廉？斯利姆将军，也对于他的敌手们的勇敢印象深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军队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正基于每一个士兵的精神。他战斗、行军至死方休。如果有500名日本人坚守一处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人，才能最终夺取它，然后，剩下的5个日本人便集体自杀了。没过多久，有关日本士兵自杀的种种故事便传遍了整个中缅印战区。
在松山战役最后几天，远征军第8军的将士迫使日军再次上演这些故事。这疯狂的举动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但是作为战胜者，日军的自杀举动渐渐在我军士兵眼中变得愚昧可憎，令人恶心。在缅北战场上，当日军士兵狂呼万岁一次次发起死亡冲锋时，美国大兵们回应的则是像狼嚎一样的两个音节组成的脏话和密集的冲锋枪弹雨，这无疑是一种极有力量的精神系统颠覆：Fuckpk神道信仰。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当被俘的十几名日军士兵进了中国远征军楚雄的战俘营，了解到我军并不会以他们的方式对待战俘，他们渐渐感受到进步和文明的力量，开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丧失了尊严对我军奴颜婢膝，表现出岛国民族性的另一面。
松山战役后，中国远征军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与部下探讨日军“令人畏惧的顽强精神”，曾做过这样一番分析：“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这样的事情只要再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日本兵的不怕死，很多情况下并非基于什么精神，还可能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笔者曾看到一位参加松山战役的第8军第103师老兵的回忆，他真切描述了那种具体感受：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那种投入战斗时像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死狂，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在战斗中假定必死而疯狂求死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获生的厮杀技巧。既然死亡的命运个人无法左右，以疯狂留下勇敢之名就显得很合算。
假如战争再次重演，这些老鬼子还能像当初那样疯狂吗？笔者相信肯定不会了。正如品野实在其作品中的表达：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希望的是：即使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不要野兽般的行动。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这是人间正道。
也许，只有那些从未经历这一切的日本新一代右翼分子，才会重蹈覆辙，那是蒙昧的轮回。不能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