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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与回家

读者文摘 日期:2022-1-19

1969年9月,我初到美国读书。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那是个惊吓的启蒙经验。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上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1970年圣诞假期,我从读书的爱荷华,一路候补机位,用学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个水族馆,我第一次看到海豚,乐得张开了嘴。

看完海豚戏球,我对着太平洋的落日发呆,转头才发现人全走光了。到了馆外,停车场是空的,也没公车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边竖着大拇指等便车。

一位长发嬉皮让我上他的车。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要往何处去之后,便安静地说:“那么,到我家过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来上厕所,只见起居室五六个长发男女安静坐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房间里有印度线香的味道,也许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静。我回房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另一个长发嬉皮顺路把我在公路边放下。我继续竖起大拇指等车。

1972年,我打工存了钱,经欧陆返台。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90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据手上的《每天十元游欧洲》,找青年旅馆过夜,也睡过公园,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个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混了几天。吃饭,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一顿。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离去,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要启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来,误了车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认识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达,他要去摩洛哥,我的护照要等上一个多月才能取得签证。从此我一人独行,去意大利和希腊。

在罗浮宫、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颜色”;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在日内瓦,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

1988年到1991年,云门暂停的三年间,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宾、尼泊尔和印度。

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了时程表!

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尸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不知不觉,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独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碰触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

2004年,我把“‘行政院’文化奖”的60万元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五年间,41位年轻朋友在“流浪者”的资助下到亚洲各国学习,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常有人问,对“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以及对自己的新观点,重返台湾的生活。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