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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先生的四次教诲

读者文摘 日期:2022-5-11

相比学术语言的严谨、简约,王瑶先生私下的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充满幽默和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先生给我留下了九句印象深刻的话,首先是对我的四次教诲。

1978年,我入学不久,他跟我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就要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的时候,先生突然对我说:“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

当时我就蒙了,只得随口回答说:“24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的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的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他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

第五句话是关于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

第六句到第九句话,都是谈知识分子的。第六句话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谈起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这是很少有的,因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今、说中外,其实是“二道贩子”: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

王先生又说,还有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时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求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上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却还要打着“学者”的旗号。这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了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里,这样的“二道贩子”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不能不感佩王瑶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王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的,后来,在政协会议上一说,就传开了。

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也确实把知识分子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提起这句名言,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其发明者是王瑶。

我给他做助手时,王先生还说:“钱理群,我让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不动,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负责在外面替我晃来晃去,表示王瑶的存在。”我当时非常震惊,心中悲凉,先生太聪明,看得太透。

20世纪80年代不做事的学者有两个,一个是王瑶,一个是钱锺书。

钱锺书在那时也是只整理过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瑶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现代文学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真正有作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绝望,但他还是积极有为的,体现的还是鲁迅精神:反抗绝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