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我曾读到过徐志摩的一句话，“天才是一份压得死人的负担。”一直不懂，以为是这位大才子的矫情谁不希望自己是天才呢，那多出众啊！
张爱玲仙逝，媒体爆出其晚年的苍凉凄楚：她年老时，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她拒绝与人接触。她死后一周，邻居闻到了异味，打电话报警后才发现她已经离世。她从一个汽车旅馆搬到另一个汽车旅馆，除去一张行军床，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地纸袋子。
她身后，尊重和崇拜她的朋友不无心疼地写文章为她遮掩，说，这是她大彻大悟，超拔于俗人。我看不是，这结局，全出于她的无奈。张爱玲的文集中有如此表白：“我是个古怪的女孩儿，从小被自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的缺点……我发觉我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服。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里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3个月，仍然不认识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因此不难想象，张爱玲在其美国丈夫赖雅去世后，在美国的独自生活，该是一个什么情形？
她没能享受到任一俗人都能享受的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乐趣，那种平庸却合乎人性的生活：柴米衣食、舔犊抚雏。她是华丽耀眼的天才，生活却有着如此悲惨的缺憾，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她恐怕是一个被放逐者。徐志摩的话，用在张爱玲身上，真是句大实话。
因此我才懂得了，俗普通和平庸也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福气，它不低贱，更不卑微。身为俗人的我们，可不能践踏了这份福气。
可惜我实在悟得晚了些，因此，很久都活得不太好。比如，上小学时我就很“上进”，总考头名，一旦有人夺了我的头名，我就开始自怨自艾，对那压过我的人生出愤怒和忌妒甚至是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激愤一天不再考头名，我便一天不得安宁。
我的功名心起得之早、之厚，还有一证：小学时，每次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左看右看，总觉得这个名字真不一般你想啊，我都把“戊戌戍”默写对了，四则运算还全对，总该有些名堂吧！这么一“觉得”，问题就来了。我得花很多精力去小心地维护住我已有的“出息”，还要花更多心思去费力地博得更多的“名堂”，从而塑造一个出众的光辉形象，最好能被视为天才我俗，又不承认自己的俗，还不甘于俗。整个儿童时代我好像就没活得舒展过。
稍大一点儿，不会为没考头名而难过了，但我还是被“不俗”之欲望所苦，只是彼欲望换了个形式出现。读初中时我曾折腾过几年声乐和乐器。一是功课松，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些是早日出人头地的便捷途径。我学声乐，起源于一次学校请来朱晓琳就是唱《妈妈的吻》而出名的歌星作讲座，她是春风满面地独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闪光灯不停“啪啪”闪烁，所有人都簇拥着她时，在我的眼里，朱晓琳就像一块超大的钻石，我被她的光芒灼晕了，我热切盼望着成为又一个朱晓琳，一瞬间我就决定也去学声乐。十几岁的我，就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横冲直撞地去学声乐，不成后，不甘心；又迅速转战乐器，还学了好几种，均无果而终。
一天又一天地，我长大了。读书、升学、恋爱；受挫、迷惑、释然、成绩……渐渐地，我笃定地意识到，人生百相，终究是柴米衣食，扶老携幼，为其至乐；人生百味，终究是平淡和平凡，为其至味。此外无他耳！我的“上进”，说穿了不过是个“欲”字罢了。当然“欲”也不错，只是，“欲”过了头，人挣扎在自己的欲望中，这欲就成了压人的负担，这成了佛教说的“迷”，“执著”，就不好了。
一个人能找到内心的平衡，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缺陷，并心平气和地承认和接受自己，接受别人眼中的自己，真不是容易的事，偶尔我还会迷失……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人生有了怡然自乐、不以居下为耻、不以慕上为荣的态度。在此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眼光渐渐清晰起来，脚也踩在了大地上。是俗人就要甘于俗，这种感觉令我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