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卫风》有一首题为《氓》的诗，前半部写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结亲。大意是说一个敦厚的男青年到女家来买丝，目的不是买物，而是要娶卖丝的女子为妻。女子也有了情，就送男子回家，送出很远，男子要求很快成亲，女子说不是故意拖延时日，你还没有请人来说媒，还是等到秋天再结婚吧。这样二人约定了再会的时间和地点。届期，女子先到，见男子还没有来，心里又想念对方，又怕对方失约，因此悲伤起来，眼泪流个不停。稍后男子到了，女子高兴得又说又笑，男的向女子说，对我们的婚事，已占卜过了，没有不吉的地方，我们结婚吧。女子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搬上自己的财物，乘着男子的车离去，结成了伴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接受一个普通男人的爱情，成就了夫妇。《氓》这首诗是反对女子自由恋爱的，但却反映秦时期民间自择配偶的一定的普遍性。笔者的这篇文字不再谈民间女子的爱情，而要叙述古代贵族、官僚家庭自选夫婿的女子的婚姻。
先看春秋郑国徐吾犯妹妹的择婿。徐吾犯是郑国大夫，妹妹徐吾氏很美丽，下大夫公孙楚送了聘礼，订为未婚妻。上大夫公孙黑羡慕徐吾氏的容貌，也送来礼物，强作婚约。在这两个求婚者面前，作为家长的徐吾犯不知如何是好，遂报告执政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治不清明，才出现两个大夫争夺妻室的事，不是你家的过错。你也不用犯难，问你妹妹，她爱嫁谁就嫁谁。徐吾犯同两大夫商量了，都同意由徐吾氏决定的办法，于是二人分别来到徐吾家求亲。公孙黑穿着华丽的服装，将作为聘礼的物币置于堂上；公孙楚穿军服，在院中射箭，接着跳跃到车上离去，他没有再送贽礼，因为在先已给过聘金，认为不需要另送了。徐吾氏在屋内认真地观看了两位大夫的行动，选择了自己的情人。她认为公孙黑确实漂亮，但不能做自己的丈夫，而公孙楚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决定嫁给他。她的哥哥尊重这种意向，徐吾氏遂同公孙楚结为伉俪。这桩婚事到此并未结束，失败的公孙黑不甘心，要杀死公孙楚以夺取徐吾氏，公孙楚一怒之下把公孙黑打伤，于是招来流放之祸（《左传·昭公元年》），徐吾氏后来生活如何，不得而知。她在两大夫之间，不以品貌、爵秩取人，有其爱情的标准。
西晋贾午与韩寿的结合，有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相爱的某些情节。贾午是司空贾充的次女，贾充宴请宾客，贾午常常从内室窥视客厅情景。韩寿是贾充的幕僚司空掾，常来参加宴会。他长得俊美，风度又好，被贾午看中。爱慕的感情不能控制，睡觉中也想到他，然而无从接近，就问身边的婢女，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正好有一人原来是韩寿的奴婢，贾午就通过她与情人通音信，并约韩寿夜间跳墙进入闺阁。二人情好，贾午把西域进贡的奇香从贾充房间偷来送给韩寿。贾午有了情人，高兴异常，以至其父感觉到她“悦畅异于常日”，终于发现他们的往来，并承认既成事实，让二人成了亲（《晋书·贾谧传》）。刺史徐邈的女儿，与贾午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段选婿的经历。徐邈为给女儿择配，大会佐吏，令女儿在内室观看，暗中挑选。来客中有从事王濬，姿貌俊秀，年轻时不注意名节，后乃改变行为，立大志向。他在宴席中的表现，被徐女相中，告知母亲，徐邈就让他们结为夫妇（《晋书·王濬传》）。王濬后来在平定孙氏吴国中立了大功，官拜抚军大将军、散骑常侍。徐氏女真是慧眼识才。以上诸女是在父兄监护下择婿的，而南朝荀阐之的女儿则是完全自主的。荀阐之，广陵人，官给事中，他女儿的婚事，《南史·荀伯玉传》记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看来，荀女早已有了恋人，不满意家长相中的夫婿，在出嫁的前夕，随着意中人逃跑了，而且事情做得秘密，家里人找也找不到，很可能还得到别人的帮助。她决心与家庭决裂，可见爱情深笃，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动摇。
唐末郑畋女儿选婿，其结果别是一种情形。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有女当婚，时有余杭人罗隐，善作诗，尤喜咏史，然而屡次考试不能得第，郑畋赏识他，时与往来。郑畋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不时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想为他们作配，于是招请罗隐，郑女在帘内观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由于罗隐长相丑陋，同她从诗中得的印象相反，因而对罗隐深为厌恶，从此不再念他的诗。郑畋知道女儿原来只是爱读罗隐的诗，而并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再给女儿谋算这门亲事（《旧五代史·罗隐传》）。在自家婚事上，郑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父亲的充分理解。
南宋理宗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封为周、汉国公主，喜爱异常。公主到了及笄之年，议选驸马，宰臣建议选本科进士第一名周震炎。当周状元廷谢时，公主在屏风内看到周，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理宗知道了女儿的心意，就不采纳宰臣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
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
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