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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和而不同

读者文摘 日期:2018-10-15

胡适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胡适是安徽绩溪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二人最初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15年,是通过也是同乡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的。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以期发现人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一次同汪孟邹聊天时,汪孟邹向陈独秀谈起了胡适,当时,胡适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发表过一些文章,在留学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汪孟邹特别提到了胡适新近发表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陈独秀读后很欣赏,便想把胡适这样一个青年才俊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于是便委托汪孟邹向胡适约稿,于是,1916年初,胡适将自己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两个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从此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除了谈稿子之外,彼此还交换在文学方面的思想和主张,谈得非常投缘,彼此都能引起对方的共鸣,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虽然未曾见面,但在内心深处已成知己。有一回,在通信中,胡适提到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观点,陈独秀非常赞同,催促胡适立即动手写成文章,胡适便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篇稿子寄给了陈独秀。陈独秀看过后很是喜欢,将它发在了1917年第2卷第5号的《新青年》杂志上,这就是那篇轰动整个文化界的《文学改良刍议》。在发表的同时,陈独秀亲自撰写了“跋语”,他兴奋地写道:“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这篇文章发表后,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在文学界引起极大震动。陈独秀又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与之呼应,与胡适共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胡适暴得大名,一下子成为一个知名学者,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陈独秀对他的提携。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立即答应了。陈独秀便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回北大教书,并答应举荐他担任教授。胡适欣然应允,于1917年7月进入北大,成为北大教授。在教学之余,二人继续合作,胡适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后来陈独秀又发起创办《每周评论》,也交由胡适编辑,胡适因此帮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

但相处得久了,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就产生了。分歧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二人的政治观点不同。陈独秀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胡适却是一个只想做学术研究的书生,主张“只谈文化,不谈政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本志宣言》,鼓吹民众运动,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有产阶级,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胡适却发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由此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差异。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到上海继续办《新青年》杂志,继续宣传革命思想,胡适也到了上海,两人经常在亚东图书馆见面,但总是聊着聊着就因为各自不同的理念发生争执。

虽然思想上有分歧,观点上有差异,但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在胡适因病住院期间,陈独秀亲自去探望;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为散发《北平市民宣言》而被捕,胡适积极奔走、多方营救,终于使陈独秀得到释放;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依然积极游说,并致信顾维均为陈独秀开脱,使陈独秀再次获释;1932年,陈独秀又一次被捕,胡适依然努力活动,但没能奏效,陈独秀还是被判了刑。但胡适没有放弃,在陈独秀坐牢期间,继续为陈独秀呼吁,并找到了汪精卫,为陈独秀说情。陈独秀出狱后,定居四川江津,生活十分困难。当时,胡适在美国任中国驻美大使,得知陈独秀的情况后,便想方设法为陈独秀联系好了去美国定居的手续,打算接陈独秀到美国,但陈独秀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不久便病逝了。

虽然私人关系甚笃,但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虽然思想上有分歧,但不因此而影响私人间的友谊。两位学者的这种风骨,至今仍值得我们仰望。